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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壹婦女向中央詢問犧牲丈夫身份,周恩來指示為其安排工作

張學良自知無法面對廖素丹,就派副官轉告廖素丹,潘文郁的屍首已被南京來人收去了,為了表達自己的虧欠,贈給廖素丹壹筆錢,讓她回老家撫養兒子。

大兒子潘湘生當時在解放軍政治學校教書,受到父親是“叛徒”事件的牽連,被迫轉業到地方,小兒子潘平生曾參加過抗美援朝,當時在空軍武漢機場工作,也因此事牽連,被迫轉業到武漢開關廠工作。

1922年,16歲的潘文郁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在校學習期間,正是中國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他也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

由於在校期間學習刻苦,成績優秀,深得當時在第二師範任教的蕭楚女的賞識,蕭楚女是在惲代英的引導下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是將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了襄陽的第壹人。

潘文郁早在學生運動時就在第二師範工作過,再加上蕭楚女開創的工作基礎,很快步入正軌,他把在學生運動中表現出色的幾個人吸收為國民黨黨員,隨即建立了鄂北第壹個國民黨小組,緊接著在潘文郁的號召下,這些人又加入了***產黨,成為鄂西北***產黨組織的基礎。

當年秋天,潘文郁和伍修權等11名從湖北選拔的學員到莫斯科去學習,當時蘇聯為支持中國革命,創辦了中山大學,招收對象為國民黨和***產黨人,壹直到國***合作失敗後才解散。

經後來統計,《紅旗》壹***出版126期,潘文郁發布的文章多達64篇,在李立三與向忠發主持中***中央工作時,潘文郁已經負責起草重要文章,1930年7月成立的中***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上,年紀輕輕的潘文郁當選為委員,走上人生的巔峰。

黎天才雖然叛變,但是卻很少出賣自己曾經的同誌,在張學良身邊還做了不少對中***有利的事情,比如經常利用自己的權力令警察不強行幹預北京民眾的遊行活動,變相幫助中***發動群眾運動。

自知脫黨後無法再獲得黨的信任後,潘文郁壹時對自己的革命前途感覺渺茫,於是想到專心做學問,盡自己所能為國家為民族再做壹些有益的事情,於是他憑借自己出色的外語水平,開始埋頭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這也成為我國最早的中譯本《資本論》,影響深遠。

在這個精神的指引下,1933年吳成方考慮到潘文郁被開除黨籍的灰色身份,更有利於開展工作,於是派遣特科成員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

為了讓潘文郁更好地做潛伏工作,特科開始對其進行專項培訓,讓其適應情報工作的復雜環境。

在壹切準備就緒後,打入到敵人的哪個系統也是壹個問題,在潘文郁被釋放後,軍統的戴笠曾邀請潘文郁加入軍統,而張學良身邊的黎天才也壹直對潘文郁示好。

為了打入東北軍,潘文郁再次找到曾經“勸降”他的黎天才,黎天才在“九壹八”事變後,幫助張學良搞情報工作,深受張學良的重視,此時被任命為北平綏靖公署參事職務,將其當作了解中***的智囊。

1934年1月,張學良從歐洲考察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然而卻在接下來的“圍剿”軍事行動,屢遭重創。

黎天才在“剿總”司令部裏設了壹個機要組,自己擔任組長,潘文郁擔任機要組的中校秘書,在“圍剿”期間,張學良讓機要組搜集有關紅軍的資料給他分析。

黎天才當然知道這個工作只有潘文郁能夠完成,於是就把任務交給了他,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很快組成了壹個編寫班子,把紅軍壹些可以公開的資料,比如重大事件、發展 歷史 、武裝理論等東西,排成詞條,按照詞典的方式,僅僅用了壹周事件,就編出壹本小冊子,被命名為“匪情辭通”,張學良看後,十分滿意,還親自作序,然後下令印刷並分發了下去,自己則留了壹本隨身攜帶,作為了解紅軍的重要資料。

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潘文郁將在“剿總”內獲取的軍事機密,及時傳遞給北京特科,然後又轉交給中***中央,這樣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經常能夠不失時機地擺脫危險境地,轉敗為勝,潘文郁的情報可以說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本來傳遞情報是沒什麽問題的,但是潘文郁負責保管的資料太多,每壹份都有巨大的價值,如何把這些重要的情報帶出來,讓潘文郁陷入困難之中。

通常情況下,潘文郁都是選擇壹個人在辦公室抄寫,然後傳遞出去,然而這次資料太多,時間又緊迫,楊青林必須於第二日往回趕,在軍情緊急的情況下,他決定冒險壹試,直接將機密文件帶回家裏與妻子廖素丹幫著謄抄。

蔣介石得知後十分震怒,急電張學良,同時把從北平查獲的密件作為確鑿證據發給張學良,要他把“剿總”機要秘書潘文郁立刻逮捕監禁,然後押解南京。

然而此時的東北軍境遇早已大不如前,在“九壹八”事變爆發後,東北軍也需要仰仗中央的財政撥款才能夠立足,而蔣介石最擔心就是張學良倒向中***,所以,他必須要殺了有通***嫌疑的潘文郁,壹時之間,張學良和蔣介石展開了明爭暗鬥的較量。

潘文郁出事可把黎天才嚇壞了,黎天才雖然早就猜測出潘文郁跟中***有關系,但是他卻萬萬沒有想到,他為中***的特科做事。

黎天才把潘文郁請假後又返回的事報告給了張學良,張學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氣節和品德,當時告訴潘文郁,安心在這裏住著,只要有他在,別人就動不了他。

1935年3月3日,在武昌徐家棚,潘文郁從容就義。

潘文郁犧牲後,他的妻子廖素丹過得卻十分辛苦,她壹個婦道人家,在痛失丈夫的情況下,還要拉扯兩個年幼的兒子,在當時的亂世當中何其困難,為了生計,他當過清潔工、保姆、店員、保管員和小學教員等。

生活拮據時,她把家產,包括結婚時潘文郁送給她的紀念物都變賣了,苦撐到武漢解放,廖素丹被軍管會安置在湖北省圖書館工作。

潘文郁的兩個兒子在得知父親的工作經歷後,都十分自豪,然而他們壹直有壹個遺憾就是,由於父親犧牲得早,沒能給他們留下印象,後來經多年努力也沒能尋找到父親的遺像。

潘文郁的壹生是隱蔽的,連壹張照片都沒有留下,但是他的壹生也是偉大的,2017年在紀念中央特科成立九十周年上,羅援將軍總結隱蔽戰線的工作情況,總結出隱蔽戰爭中的第壹個關鍵詞就是“無名”。

隱蔽戰線的工作者不管為組織為國家做出多少貢獻,都有可能留不下名字,能夠忍受無名,方顯真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