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多學科多領域探索——訪李學勤教授》
（《歷史教學問題》2007.4）：■：我所要問的是，青年們對您如何成為當代著名的學者的歷程很有興趣，希望您談談您個人的學習或治學的話題，有哪些經驗，讓青年們有所借鑒。
●：也常常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跟他們說，我這個人走的道路不足為訓。這不是我客氣，因為我這個人的道路非常簡單、但又非常特殊，很少有人像我這樣。我不是學文史的，雖然考入清華哲學系，不是學哲學史的，雖然後來我跟侯外廬先生搞了多年的思想史。我來清華是想學數理邏輯，那時數理邏輯與哲學是分不開的，妳知道羅素和懷特海是搞數理邏輯的。把數理邏輯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是金嶽霖先生。壹個很偶然的場合，我讀到了金嶽霖先生的《邏輯》。當我從頭到尾把書看完了之後，就向往數理邏輯。1951年我決定報考清華大學，理由就是學習數理邏輯，所以說我來清華並不是學習文史，而是學習哲學。跟滿滿壹教室學生面對壹個老師的情況不同，那時候我們就幾個學生，經常到金先生家裏去，到他家聽他講授，學問也就是這麽做出來的。跟從金先生學習，不光是學他的知識，也是在他跟前學習做人。
我在清華呆的時間很短，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就沒有文科和理科了。那時候，我在研究甲骨文方面，做了壹些工作，就去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您怎麽會很早就對甲骨文產生興趣呢？
●：我在小孩的時候，就非常喜歡看不懂的東西，壹看是不認識的，恰恰是我最喜歡的，特別是符號性的東西。我的數學學得還可以，但是我不想去學數學。數理邏輯就是這樣，人們看不懂，幾乎沒有什麽字，都是符號。甲骨文也是這樣，所以我就喜歡這個。1950年，我17歲，就開始對甲骨文感興趣。那壹串串未知文字的確切含義，那壹層層隱藏在蔔辭裏面的先人的思維，深深吸引著我。我經常騎自行車到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去看這方面的書。
■：那麽您學習甲骨文就是通過自學嗎？沒有什麽老師指導嗎？
●：就是自學。那時候，在北京圖書館看書很方便，通過借閱甲骨壹類書刊，我認識了館中負責金石部的曾毅公先生。在曾先生的幫助下，我不但能看已經編目的書，還有機會看到不少館中特別收藏的書籍、拓本，眼界就逐漸開闊起來。
當時，我曾仔細讀了《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也看了董作賓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和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的《殷虛文字甲、乙編》的序。我還看了陳夢家先生的文章，他的《甲骨斷代學》正在《燕京學報》等刊物上陸續發表。我發現他關於甲骨斷代，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甲骨分期的看法與董先生有些不同。後來，我又看到日本貝冢茂樹、伊藤道治兩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再檢討》，他們的意見與陳夢家先生比較接近。總之，當時我已經對甲骨文研究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了。當然也要掌握壹些相關的知識，如文字學、音韻學等等，這些也是我自己學的。
■：1952年您應該是大二的學生，您怎麽能夠到考古所工作，談談具體情況好嗎？
●：1952年的時候，陳夢家先生從清華中文系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當時上海的郭若愚先生對《殷墟文字甲、乙編》進行綴合，將書稿送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郭先生把書稿轉交給考古所，當時的所長是鄭振鐸先生。鄭先生征求陳先生意見，陳先生認為書稿還可以進壹步補充。當時，北京圖書館的曾毅公先生在甲骨綴合方面已經知名，所以就邀曾先生來搞，我也壹起參加這項工作，所以1952年我就來到了中國科學院考古所。這項工作1954年完成了，成果就是與郭若愚、曾毅公先生合作的《殷墟文字綴合》，1955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鄭振鐸為該書寫了序，是由陳夢家先生代筆的。
■：這裏我還想請您解釋壹下，什麽叫“殷墟文字綴合”呢？做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麽呢？
●：甲骨發現的時候，大多數是分裂破碎的，所以早就有學者指出，為求窺見蔔辭的完整記載，甲骨綴合是最急切最基本的工作。把原屬於同壹版塊的甲骨碎片聯接復原，這稱為綴合。另外，把本相關聯的不同版甲骨排比連屬，就稱為排譜。
■：您搞甲骨文沒有受到家庭的影響嗎？
●：沒有，我父親是在醫院工作的，就是我自己喜歡。不過壹個偶然的情況有可能使我成為另外的壹個人，我給妳講講：
我是1945年入中學，1948年初中畢業。當時北平有兩個高等工業學校，都很有名：壹個是北平市立高等工業學校，壹個是北平國立高等工業學校。市立的在東四北邊，國立的在白塔寺後面。市立高工就是現在的北方工業大學，在石景山；國立高工就是現在的北京工業大學。國立高工當時是全國著名的學校，學校畢業相當大學的專科，壹***要上五、六年，把大學的課程上完，而且學校還管飯，當時是很不容易考的。1948年國民黨要垮了，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家的情況還算好的，還有飯吃。我初中在匯文中學讀的，1948年夏天我去考國立高工，我考的很好，是電機系的第壹名。但是我遇到壹個奇怪的事，這件事便改變了我的命運。那時國立高工要求錄取學生到北平市防癆協會去體檢，要照壹個小片子。體檢後給我壹個通知，上寫“兩肺尖部浸潤性肺結核二期”。這個在當時是不得了的事，因為那時沒有什麽特效藥，不是上得了學上不了學的問題，而是保得住保不住生命的問題。得了這種病是活不了的，很危險的，我真是受到了壹個重大的打擊，當時也沒想是怎麽回事，遭受了壹場驚恐。後來我又到其他醫院檢查，根本沒有事。等後來再到防癆協會去問，他們說是片子搞錯了。但是我受到這樣壹個驚恐，我也沒有再去這個學校，學校倒是也找過我，因為我是榜首。如果我去了，我非常可能留蘇，當時很多高工的學生都留蘇了，回來以後可能當壹個廠長。妳看，壹個很偶然的事情，就可能改變壹個人的生活道路。
■：看來您的成長經歷確實很獨特，您不是像大多數人那樣通過學校培養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然後參加工作的。這個經歷對當代青年有什麽啟示呢？
●：如果說我的經歷對當代青年有什麽幫助的話，我可以說壹點，就是那時候的學習沒有什麽功利的目的。前幾年《科學時報》記者訪問我，問我對當前教育有什麽看法。我說，當前教育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功利化，而科學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功利化，功利化不可能有真正的發明創造。我那時候是壹個小孩，壹個窮學生，可是我沒有想過學什麽東西可以賺錢。那時的生活條件比現在差遠了。那時我買書只能買舊書 ，不敢買新書。我老到舊書店、舊書攤去，書店的人都認識我，到今天我和中國書店也還有很好的聯系。因為我小時候就和舊書打交道。我不但買書而且賣書，經常是買了賣，賣了買，有時候不吃飯也要買書。當時喜歡科學，想當個科學家，可是腦子裏沒有功利的想法，完全是憑興趣。如果說從功利的角度出發，我為什麽要搞這個？這是最不能掙錢的行當了。如果有功利的目的，就不會在科學上做出成績。不知妳同意不同意我的這種看法？
小孩從幼兒園開始就培養功利化思想。從小就要考慮找壹個好幼兒園，才能上好小學，上好小學才能上好中學、上好大學，壹直到研究生畢業，然後出國，然後掙錢。妳想他哪有精力去考慮科學創造的問題？ ■：文革前，您在歷史研究所有很長壹段時間是和侯外廬先生壹起搞思想史，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您可以回憶壹下嗎？
●：侯外廬先生是我國五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之壹，我怎麽到他身邊工作的呢？這個也是我從考古所到歷史所工作的原因。我認識侯外廬是通過外交部壹位先生，他對我很賞識，他與侯外廬先生有關系，他把我介紹給侯先生。歷史所是1954年建立的，而考古所1950年就建立了，中國科學院1950年建立的時候就有考古研究所，也有了近代史所。1953年決定成立歷史研究所，當時分壹所、二所，侯先生被任命為二所副所長，那時他是西北大學的校長。他到二所做籌備工作，我還在考古所，那時我的崗位還沒有定下來，他說妳到歷史所來吧。侯先生要我跟著他，做他的助手。侯先生是史學大家，他雖然主要是作思想史研究，但實際上他什麽問題都研究，他寫的東西多，古今都有。我就壹直跟著侯先生，壹直到“文革”。在“文革”當中，我被借調到國家文物局，搞新發現文物的整理工作。壹直到1978年，我回到現在的歷史所。不久老壹代的室主任們要退下來了，對我有兩個選擇，壹是在思想史研究室，壹個是到先秦史研究室，接替胡厚宣先生做主任。經過侯先生同意，我就到了先秦史研究室。
■：在“文革”時期您就參加了馬王堆等項目的工作了？
●：是的，那是很快樂的事，那時學術工作都停頓了，只有這樣的項目可以做。我也去過幹校，但是時間很短。我是1970年去的幹校，1971年郭老要修改《中國史稿》，就把我調回來了。但《中國史稿》也搞不了了。發現馬王堆帛書以後，文物局就想把我調去，但這邊搞運動壹直不放。我是1975年初正式過去的，實際我從1974年就已經寫這方面的文章了，壹直到1978年才回來。
■：那麽說“文革”對您的耽誤不是很大？
●：不，耽誤很大！前幾年我在全國政協提出壹個提案，建議搞口述歷史，特別讓壹些老學者說說自己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情。有出版社很感興趣，壹會兒他們就要來找我談這件事。本來我計劃做很多研究，但失去了這樣長的時間，很是可惜。
■：五十多年來您壹直在研究甲骨文，在研究甲骨文的分期上有自己的成果。但是從上世紀60年代，您好象把研究的重點轉移到金文以及青銅器研究方面，您的這種轉變也是由於個人的興趣嗎？
●：50年代，我在這個領域裏艱辛的摸索，從甲骨文著手，又研究整理戰國文字。到60年代時，我深感自己積累不足，就轉到金文以及青銅器的學習研究上來。
■：您在青銅器研究方面成果豐碩。1980年出了《中國青銅器的奧秘》壹書，1990年出了《新出青銅器研究》，1996年出了《中國青銅器概說》。您還總結了青銅器研究的歷史以及方法等問題。您曾談到古代的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因素，可以進壹步說明壹下嗎？
●：好，這個問題值得探討壹下。中國古代的青銅器，就和中國古代的玉器壹樣，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可以上溯到漢代。在漢武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收藏青銅器的記載。後來，漢宣帝時有個叫張敞的，他曾考釋過青銅器的銘文。北宋的時候，開始有了青銅器的專門著錄。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呂大臨《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錄》，主要是青銅器。因此，可以說中國金石學的青銅器研究傳統在北宋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並成熟了。現代青銅器研究的標誌，是郭沫若1931年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這本書在許多方面都開創了新局面，對於中國青銅器的研究起了劃時期的作用，這壹點沒有什麽誇張的。它的特點是對金文作系統的整理，同時對青銅器的器形也作了開創性的研究。接著全面研究青銅器的是容庚先生，他的《商周彜器通考》是全面系統研究青銅器的著作。長時期以來，中國青銅器研究偏重金文，在20世紀的30年代，國際上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出現了用類型學的方法進行系統整理，著重研究青銅器的形制、紋飾等方面。40年代末50年代初，陳夢家先生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形成青銅器研究的新局面。
■：您也是主張用考古學的類型學的方法來開拓青銅器研究的新局面的吧？
●：我認為青銅器研究應該有壹個新的進展，標誌就是以考古學為基礎，這是我們必須做到的。因為到陳夢家先生止，也就是20世紀50年代，那時考古發掘的青銅器材料還很有限，做不到以考古材料作為青銅器研究的基礎。又經過50多年的考古發掘，材料雖然在某些方面還不如傳世的，但是完全可以以考古材料為基礎，把青銅器研究的體系進壹步建立起來。可以把傳世品作為研究的補充，但是研究的基礎應該是考古學。
既然以考古學為基礎研究青銅器，就不能只以研究金文作為研究的主體，要從多層面、多角度去研究，至少應從形制、紋飾、銘文、功能、工藝五個方面進行。
■：從上世紀70年代，您就曾主持或參加過馬王堆漢墓帛書、銀雀山漢簡、定縣漢簡、雲夢秦簡、張家山漢簡等的整理，在上述簡帛以及長沙楚帛書、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的研究中您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您可以回顧壹下參加這些簡帛整理工作的情況嗎？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壹號墓，屬於漢武帝早年，出土了大量竹簡兵書，最主要的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大量的帛書和竹木簡，帛書最多，有《周易》、《老子》等書籍，是漢朝初年的。帛書內容涉及古代哲學、歷史、醫學和科學技術許多方面。另外還有幾冊圖籍，大部分是失傳的書籍。這些佚籍的發現，好像打開了壹座地下圖書館，可謂石破天驚。我當時參加了帛書的拼合和研究工作。
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十壹號墓壹個小墓裏面，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簡，這是第壹次看到用墨筆書寫的秦人手跡。當時我直接到現場去，看到原來滿滿壹棺材都是竹簡，主要是秦代的法律。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壹號墓也出土了竹簡，有《周易》、《詩經》等等。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簡，主要是漢初呂後時代的法律。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壹號墓出土了大量的戰國時代的楚簡，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道家有《老子》，儒家有《子思子》，還有其他書籍。大致同時，還有壹個墓的楚簡被盜掘，流傳到了香港，1994年由上海博物館收購回來，內容和郭店簡差不多，也主要是儒家、道家的書籍。還有很多小的發現我在這裏就不介紹了。
簡帛書籍使我們目見古代著作的本來面目，其中不少佚書是連司馬遷、劉向、劉歆也沒有看到的。壹系列的發現，促使學者對長期以來對古書的看法產生改變，不少久被懷疑否定的“偽書”得以昭雪，還有不少典籍，其時代由此明確，重為學者放心使用。大家逐漸認識到，歷史上若幹方面，特別是學術史、思想史，已經有了重寫的機會。 ■：1995年，您受命擔任“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和專家組組長，這是屬於年代學研究的壹個重大項目吧。它是不是您關於先秦歷史文化研究的又壹個新領域呢？
●：什麽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呢？簡單的說，“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西周這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項目。年代學研究古代的年代，也就是給予古代歷史壹個時間的量度。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學。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壹個按照系統工程原則來建立的大型項目。在當時我們的可行性論證報告裏面，就規定了建立9個課題、36個專題，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達到200人。最後，我們的課題仍然是9個，而專題則根據工程進行的情況，適當地增加，變成44個。經過5年的集體努力，最後達到了預定目標，制定了“夏商周年表”。2000年9月，這個項目順利通過了由科技部組織的專家驗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舉行了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了階段性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也正式出版發行。2001年春天，被評為“九五”期間科技攻關計劃的重大成果。
■：這個“工程”的結果，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公布六年了，今天您是否再回顧壹下這項“工程”的意義呢？
●：人們常說，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包括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古代印度，還有中國。在這四個古代文明裏面，只有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綿延不絕，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是光輝的奇跡。可是中國的文明，究竟有多麽長遠的歷史，不是沒有懷疑的，我們需要把它弄清楚。僅僅說古書上是這麽寫的，這不行。實際上，我們國家的確切的歷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因為司馬遷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第壹年是西周晚期的***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當然，其他幾個古代文明最早的確切年代大致也在這個時間左右，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越古的就越模糊。往前還有沒有呢？不是說沒有，而是沒有公認的說法。外國的情形也是壹樣，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過學者反復研究，是有比較公認的說法的。中國古代就沒有這樣壹個公認的年表，這是壹個很大的欠缺。我們到底有沒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明發展的水平究竟怎麽樣？這不是憑著我們的愛國熱情所能解釋的，而是需要科學的論證，我們要很審慎地進行科學研究。
■：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問題海外有些爭議，不知您對這些爭議是如何看的？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壹個大型工程。我們這個工程進行過程中，開的會最多，有時把不參加我們工程的學者都請來，因為我們要聽各種不同的意見。項目是多學科的，大家有不同意見很正常，國外學者有不同意見，國內學者也有不同意見。只要是有關這個問題的學術性的意見，我們都歡迎，我在美國亞洲研究會的討論會上就曾經這樣表示過。 ■：上世紀90年代，您寫了《走出疑古時代》壹書，我想您是不是說，探討中國古代文明，必須要首先破除近代以來出現的疑古思潮？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壹個很基本的特點，就是人們壹直認為壹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人類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古代的經籍，就成了整個學問的核心。中國人到了19世紀，有的甚至20世紀初還是專讀經書。19世紀末，由於西學的興起，時勢的發展，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廢科舉，成立學堂，用新的學科取代讀經。這個時期，康有為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傳統的中國人的“古代觀”是壹種否定，是疑古思潮的開始。
從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是進步的，從思想來說是沖決網羅，有很大進步意義，因為它把當時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當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疑古派對古代的否定常常過頭，特別是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
馮友蘭先生在給《古史辨》第六冊寫序的時候，曾講到壹個“三階段”說，即“信古——疑古——釋古”。我們要講理論，也要講方法。我們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將能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
■：您在《輝煌的中華早期文明》的演講中，首先提到的是中華早期文明的“長度”，這個“長度”是否是從縱向的角度看它發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什麽時候？
●：是這個意思。我們談到中華五千年文明，如果看壹些外國學者的書，不少主張中國文明起源從商代開始，大約就是公元前1600年。甚至於有人說要從產生甲骨文的商代後期，從盤庚遷殷開始，盤庚遷殷大約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說我們的文明是從公元前1300年開始的。我們看起來這種說法不太公正，因為不但古書裏面的記載比這悠長得多，而且考古學等客觀的考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發達的青銅文化，它的文明已有相當大的發展了。
以文字為例，我們知道甲骨文裏面有多少不同的字呢？大約四千到五千之間。沒有很準確的數字，因為學者對字的釋讀與其分合的關系沒有壹致看法，可是總是在四千到五千之間。通過這個量級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文字已有了很大發展，而這四千多個字還不是當時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朝用於占蔔的，內容不可能包括當時生活和文化現象的各個方面，因此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內。今天我們任何學科的壹本書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內，除了字典，所以當時的字壹定要在五千個以上。從這壹點，大家就可以體會到商代絕對不是壹種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這個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過就是再往前推四百年多壹些，還不是我們文明的起源，還要再往上推。
■：看來這個郭店簡和上博簡就像是地下出土的圖書館，內藏非常豐富啊。您從這裏闡明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
●：問題在於我們不僅發現了這些書籍，而且通過發現的這些書籍，我們要看從戰國時代壹直到漢初，當時的學術發展究竟是達到了怎樣的水平。當然，這些書裏面也有壹些日常用書，比如《日書》等，是用來擇吉、算卦使用的，沒有多高的學術價值，可是占相當大比例的是高級學術，不是壹般作品。比方說郭店簡，其中有些是子思的著作，如《五行》篇，子思和孟子講五行是戰國晚期的荀子提到的。荀子和子思、孟子學派的觀點不壹樣，荀子對此進行了很尖銳的批評。《五行》篇久已佚失了，在馬王堆帛書裏發現了，在郭店竹簡裏也發現了，可見當時非常通行。這篇著作非常難讀，它講的是人的性和德之間的關系，這是很深奧的問題，不是壹般民眾所能夠理解的。在郭店簡與上博簡裏面還有壹種《性自命出》或者叫《性情論》，講的完全是抽象的範疇。過去我們看《論語》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好像孔子是不講性和天道的，其實不是這樣。《性情論》作為孔門學者的作品，過去我們根本不知道，它討論的完全是天道、性命、情性等，甚至宋明理學所討論的壹些哲學概念，這裏面都討論到了，這些也絕對不是當時壹般民眾所能夠理解的。《老子》也是壹樣，不但有《老子》本身，而且還有解說《老子》的壹些篇章，例如上博簡的《恒先》，同樣非常富有哲理性。不管是儒家還是道家，給我們展示的是壹個哲學的世界，讓我們看到當時哲學思想是高度發達的。
通過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它上升到系統的哲學理論，這是壹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我對幾位搞先秦史的學者訪談時，他們對於社會經濟形態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不知您對這個問題是怎麽看的？
●：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多，但對於這個問題的歷史比較關註。社會經濟形態問題的論爭來源於大革命之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社會史論戰，在國際上就是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爭。侯外廬先生四十年代參與過討論，他的貢獻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論》。1960年前後，我對這個問題下過工夫，當時作的筆記有這麽厚，但是“文革”時都散失了。如果這些筆記還在的話，我可以寫很多東西。還有壹個原因使我沒能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因為那時寫字用圓珠筆，沒有想到寫的字後來全化了，漫漶難於辨認。因為今天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考古方面、古文字學方面，所以對這個問題就研究得少了。
■：有學者認為，今天從事先秦史研究的學者幾乎沒有幾個人認為中國存在奴隸社會，您是怎麽看呢？
●：這是事實，至少許多學者認為不存在希臘、羅馬那樣的奴隸社會。
■：是不是沒有必要把這個問題壹定要討論出壹個統壹的結論？
●：我看沒有這個必要，但是這不等於說我們研究歷史可以不要理論。2005年，我在中國社科院出版的《李學勤文集·自序》中就談到過這個問題，我說想真正揭示歷史文化的真相，除了“實”的研究，還必須有“虛”的指引，這便是理論。回顧上壹個世紀，先秦壹段歷史研究之所以變革發展，最重要有兩方面的影響，壹個是現代考古學的建立，壹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才使研究具有現代的特色。
■：最後我想請您談談，這麽多年來您壹直擔任著這麽多的行政工作，但是還取得了這麽多的學術成果，二十多本學術著作，五百篇文章，您是怎樣做的呢？有什麽秘訣嗎？
●：我可說是逼出來的。我在考古所的時候還行，壹到歷史所我就做壹些行政工作，從小組長壹直到所長，這個時候做這件事，馬上又會做另壹件事，這是逼出來的。沒辦法，只有抓緊時間。像今天下午妳來以前，我就已經改完了壹篇稿子。
■：那您的工作效率很高啊！
●：妳看我這裏的情況，多少個電話打斷我們的談話，今天還是好的。壹會兒有出版社的要來，晚上還要與學者們吃飯，明天要開壹天會，晚上還有人來訪問，後天要給學生講課，大後天就要去鄭州了。
■：看來您越是沒有時間，越是珍惜時間，越是有較高的工作效率。反之，很有時間的人，不知道時間的寶貴，可能成果反而更少。
●：這話我就不客氣地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