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尊崇孔子，倡導儒學
儒家思想被歷代封建統治者視為支配人們思想、行為的最高權威，是鞏固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清朝統治者也不例外。清朝入關以後，大力提倡尊孔讀經。給孔子加封尊號，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後又稱“至聖先師”），大修孔廟，每年舉行祭孔典禮，給孔子的後裔加封巡衍聖公以及給予種種榮耀和特權，給孔府增拔土地，賞賜財物。康熙南巡，過曲阜，謁孔廟，召集官吏儒生，講論經義，甚至以天子之尊，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對歷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優禮有加，為他們建祠廟、立牌坊、賜匾額。“先儒”的後裔都世襲五經博士，備加榮寵。清政府千方百計把儒家思想貫徹到全國的每壹個角落。
清王朝之所以大力尊崇孔子，倡導儒術，目的是用以鞏固封建秩序，加強專制統治。雍正帝有壹段話說得很清楚：“若無孔子之教，……勢必以小加大，以少淩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幹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①可見統治者尊孔是虛，借以鉗制人的思想，以保證社稷永年是實。
二、推崇理學，扶植漢學
清朝對程朱理學，尤其極力提倡。清朝統治者把程朱理學定為官方的思想權威，作為支配人們思想行動的準則。康熙帝不但重新刊行《性理大全》，還親自主編《性理精義》。《性理精義》亦作《禦纂性理精義》，是壹部輯錄兩宋理學家學說的書。雍正帝也根據程朱理學，親自主編《大義覺迷錄》、《朋黨論》。強調知識分子、學生和大小官員必須熟讀以進行思想控制。
為了表示對程朱理學的尊崇，順治十三年和康熙五年，分
①《東華錄》雍正朝，五年七月
別下詔以朱熹婺源十五世孫朱煌、十六世孫朱坤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在籍奉祀。康熙特別推崇朱熹，他說：“宋儒朱子，註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篡之書，皆明白精確，朱子之功，最為宏鉅”。對朱熹的推崇，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並且把朱熹從孔廟兩廡的先賢中擡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為第十壹哲。由於統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學成為清朝辦學育才的指導思想，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對於程朱理學，清政府規定壹律不得違反，否則就是離經叛道。如雍正王朝時，有個謝濟世，註解《大學》從《禮記》本，而不從朱熹的《四書集註》本，被告發後罰為苦役。
為了籠絡人心，乾嘉時期的清朝統治者感到意識形態領域單靠采取高壓政策並非良策，發現考據學可以利用，以便從陰柔方面達到統治目的，所以在推崇程朱理學的同時，適當扶植以煩瑣的考據作為治學方法的漢學，遂使考據學盛行壹時，漢學家蜂擁而起，漢學終於在清代學術領域中成為占有優勢的專門之學。考據學成了統治者的點綴和消耗知識分子精力和才華的工具。考據學的繁榮，使得“統治者既利用它使知識分子脫離社會實際來鞏固政權；學者也利用它以全身遠禍”。清代統治者也正是看中了考據學的這個特點，在壹定程度上支持它，使之得到發展。可以說，乾嘉學派是封建統治階級實行恩威並濟的文化教育政策下產生的畸形兒。
三、廣泛興設學校，嚴格管理制度
清代的國學和地方學校基本上承襲明代舊制，在京師設國子監，在地方設府州縣學。順治元年（1644）置國子監，分設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誌與廣業六堂練習。設祭酒、司業總理業務；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負責教學；設監丞，負責繩愆廳。隨後，又陸續創立了算學、八旗官學、宗學、覺羅學、俄羅斯文館等。各省地方除府州縣學外，鄉間還設有社學。康熙九年曾令各省設社學置社師。此外還有義學。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完整的學校體系，各種學校的數量發展很快。
在廣泛興設學校的同時，嚴格管理制度，加強對各級學校的管理和控制。尤其是在清朝官學中，從生活到學習，各種制度壹應俱全，生員的衣食住行都有嚴格的規定。清朝采取的是“恩威並施”的方針，壹方面給生員以優厚的待遇，另壹方面又施以高壓管理手段強迫生員就範。首先，在教學上規定必讀教材，如《聖諭廣訓》，它從道德、倫理、風尚、法律等方面規範了封建行為準則，成為清代學校道德訓練的標準。這些必讀教材有壹個***同特點，那就是將具體事例與法律結合起來，將行為規範的約束與專制思想的灌輸結合起來。其次，在生活管理、教學管理上作出嚴格的規定，並且監規禁例條目繁多。例如，在請假制度方面規定“各班生員凡是壹應事物，先於本堂教官處稟知，令堂長率領赴堂廩復”。既使上廁所，都待持牌放行。第三，清統治者為了吸引優秀人才入學深造，不惜給予優惠的政策和巨額的投資。生員的身份高於庶民之上，壹人讀書，全家光榮，其社會地位自然令人羨慕。這樣軟硬兼施，造就了壹批安分守已的封建奴才。
四、實行文化教育的封建專制主義，大興文字獄
清朝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在意識形態領域交替使用了鎮壓和欺騙兩手，即實行壹手高壓，壹手籠絡的政策。
在教育領域，清朝統治者實行封建專制主義。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頒《聖諭十六條》於直省學官：……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每月朔望令儒學教官傳習該生員宣讀，務令遵守。違者責令教官並地方官詳革治罪”。①雍正二年又頒布《聖諭廣訓》。這些“聖諭”意味著清政府正加緊在思想上，教育上對知識分子的禁錮和控制。尤其是道德教育更註重灌輸，重勸戒，更具有文化專制主義的性質。
清官學把德行為本的方針貫徹於學校管理的各個方面，落實到各項管理措施之中，從而加強了對生員的思想鉗制，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管理體制。清代的《臥碑文》②有八條教條，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層含義。第壹層意思是要求官學生員在校必須“誠心聽受”，讀書明理；第二層意思是要求官學生員在校外要“愛身忍性”，少說少管。這意味著清朝統治者從自身利益出發，用壹種封閉的管理手段和高壓的強迫手段來排除社會對官學生員的影響，把官學生員引入埋頭讀死書，壹心死讀書的途徑中，以塑造他們所需要的封建衛道士。這是封建專制主義教育最顯著的特征。
在思想領域，規定以程朱理學為思想準繩，禁止壹切不利於鞏固皇權，阻礙專制統治的思想言論。
從總體上來看，在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實行的高壓政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大興文字獄。從康熙到雍正乾隆年間
①《清朝文獻通考·學校考七》
②《清文獻通考》卷六十九《學校考七》
大興文字獄，鎮壓手段之嚴厲和殘酷在中國歷史上是駭人聽聞的。康熙二年（公元1663）有著名的莊廷钅龍 戴名世等文字獄。雍正時期，有汪景祺之獄，呂留良之獄等。朝隆時期被羅織的人更多。大興文字獄的目的在於消滅異端，鉗制思想，維持其封建專制統治，是封建社會中沒有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必然結果。二是大規模銷毀書籍。凡是認為對清政府不利的著作、詩文，壹概毀板焚書，嚴禁發行。乾隆帝（三十九年）上諭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壹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易置之不辦。”①據史記載可查的，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四十七年，先後燒書24次，銷毀538種，13862部。目的在於消滅異說，進行教育思想的鉗制。
同時，清政府也實行壹定的懷柔政策，籠絡人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開科取士，提高官學地位。清統治者在入關之前，於天聰三年（1629年）便開始實行考試取士。定都北京後，沿襲明朝舊制，建立起完備的科舉考試制度，成為吸收士人入仕參政的主要途徑。另外在官學生員的政治前途上許以特殊政策和優待，在社會中許以某些特權，以此網羅人才。二是編輯書籍，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興學”之意，清政府招羅大批知識分子，大規模地搜集、編纂和註釋古代典籍。康熙時編纂了《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乾隆時編有《續通誌》、《續文獻通考》、《大清會典》、《四庫全書》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四庫
①《東華錄》乾隆帝，三十九年八月
全書》，在我國學術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國古代書籍，在戰亂和社會動蕩之中，損失嚴重，清政府出面組織整理編寫各類典籍，這對保存和傳播我國古典文化確實做了壹件不小的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