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魯國人。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家 世
孔子的遠祖是宋國貴族，殷王室的後裔。周武王滅殷後，封殷宗室微子啟於宋。由微子經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傳至泯公***。泯公長子弗父何讓國於其弟鮒祀。弗父何為卿。孔子先祖遂由諸候家轉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孫正考父，連續輔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為上卿，以謙恭著稱於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繼任宋大司馬。按周禮制，大夫不得祖諸候，“五世親盡，別為公候”，故其後代以孔為氏。後宋太宰華父督作亂，弒宋殤公，殺孔父嘉。其後代避難奔魯（孔氏為魯國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魯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跡無考。父親名紇，字叔，又稱叔梁紇，為壹名武士，以勇力著稱。叔梁紇先娶施氏，無子，其妾生男，病足，復娶顏徵在，生孔子。
生 平
孔子生年壹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劄觀樂於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後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誌於學”。他善於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並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壹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壹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名聞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壹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後，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誌，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求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於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願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於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壹歲。“行之壹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範，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並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並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於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後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並己，乃饋女樂於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抱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有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遊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後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於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後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後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後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於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後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後，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壹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後，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於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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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簡介
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壹。名軻，鄒（今山東鄒縣）人。約生於周烈王四年，約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曾受業於子思的學生。學成以後，以士的身份遊說諸侯，企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到過梁（魏）國、齊國、宋國、滕國、魯國。當時幾個大國都致力於富國強兵，爭取通過暴力的手段實現統壹。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於事情”，沒有得到實行的機會。最後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壹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時代，百家爭鳴，“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場加以激烈抨擊。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壹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被尊奉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
政治思想：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壹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壹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壹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壹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壹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壹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壹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壹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壹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壹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壹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壹家壹戶的小農為基礎，采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恒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壹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於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壹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於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壹就有了可靠保證。
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範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壹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裏，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於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誌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壹個巨大的推進。
孟子認為，仁義禮智的道德是天賦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區別於禽獸的本質特征。他說：“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稱為“四端”；有的人能夠擴充它，加強道德修養，有的人卻自暴自棄，為環境所陷溺，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視道德修養的自覺性。孟子對於士階層的要求是嚴格的，認為無論環境多麽惡劣，也要奮發向上，把惡劣的環境當作磨練自己的手段。應該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為壹個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嚴峻的考驗，應該“舍生而取義”，寧可犧牲生命也不可放棄道德原則。他認為通過長期的道德實踐，可以培養出壹種堅定的無所畏懼的心理狀態，這就是所謂“浩然之氣”。這種氣“至大至剛”，能夠主動擴張，充塞於天地之間。
孟子的性善說是壹種道德先驗論。宋代以後，為理學家們普遍接受，成為正統的人性論思想，影響深遠。
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為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範疇為基石的。
關於天人關系，孟子認為天與人二者是相通的。從天的方面來說，天是萬事萬物的主宰，人事的壹切，都是由天決定的。從人的方面來說，不僅人的善性來自天賦，而且人心的思維功能也是天所賜與的。人心具備天的本質屬性，只要反反求諸己，盡量發揮、擴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認識天。
孟子極力追求盡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為了達到這種境界，他提出了壹套道德修養的方法和認識論的思想，強調主體的自覺、向內追求，認為如果達到了這種境界，可以產生壹種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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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五經》是南宋以後儒學的基本書目，儒生學子的必讀書。 “四書”指《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部書。 其中，《論語》、《孟子》分別是孔子、孟子及其學生的言論集， 《大學》、《中庸》則是《禮記》中的兩篇。首次把它們編在壹起的是南宋著名學者朱熹。不過，在朱熹之前的程顥、程頤兄弟已己大力提倡這幾部書了。他們認為，《大學》是孔子講授“初學入德之門”的要籍，經孔子的學生曾參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筆之子書，以授孟子”的。這兩部書與《論語》、《孟子》壹起表達了儒學的基本思想體系，是研治儒學最重要的文獻。正是根據這樣的觀點，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書編在壹起。因為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參、子思、孟子，所以稱為 “四子書”，簡稱即為“四書”。朱熹分別為這四部書作了註釋，其 中，《大學》、《中庸》的註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的註 釋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所以稱為“集註”。值得註意的是， 朱熹所編定的《四書》次序本來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淺入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後人因為《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刻寫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之前，成了現在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順序。 由於朱熹註釋的《四書》既融會了前人的學說，又有他自己的獨特見解，切於世用；又由於以程顥、程頤兄弟和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後，朝廷便將他 所編定註釋的《四書》審定為官書，從此盛行起來，到元代延佑年間（1314——1320）恢復科舉考試，正式把出題範圍限制在朱註《四書》之內，明、清沿襲而衍出“八股文”考試制度，題目也都是在朱註《四書》裏。由於這些因素，使《四書》不僅成為 了儒學的重要經典，而且也成了每個讀書人的必讀書，成了直到近代全國統壹的標準的小學教科書。所以，有人把《四書》與西 方的《聖經》相比，認為它是東方的“聖經”。事實上，無論就其流傳的廣泛，還是就其對於中國人人格心理鑄造影響的深刻來看，這種比擬都是壹點也不為過的。 “五經”指《詩經》《尚書》《周禮》《易經》《春秋》五部。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壹部詩歌總集，***收錄周代詩歌305篇。原稱“詩”或“詩三百”，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毛詩”。 據說《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類。“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庸阝風、衛風、王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組成，稱為十五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105篇。 “雅”基本上是貴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壹部分來自民間。“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 ***40篇。頌是宮廷用於祭祀的歌詞。壹般來說，來自民間的歌謠，生動活潑，而宮廷貴族的詩作，相形見拙，詩味不多。 《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歌、頌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 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說，《詩經》是周代社會的壹面鏡子。而 《詩經》的語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漢語概貌的最重要的資料。 《尚書》意為“上古之書”，是中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作品的匯編。春秋戰國時稱《書》，到了漢代，才改稱《尚書》。儒家尊之為經典，故又稱《書經》。 《尚書》據說原有壹百篇，秦代焚書後，漢初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稱今文《尚書》。漢武帝時，從孔子故宅中發現用古文字寫的《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十六篇，稱為古文《尚書》，這十六篇不久亡佚。晉人偽造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又從今文《尚書》中析出數篇，連同原有的今文《尚書》***為五十八篇，也稱古文《尚書》。《十三經註疏》中的《尚書》，就是經過晉人手術的這種古文《尚書》。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書。《虞書》、《夏書》非虞夏時所作，是後世儒家根據古代傳聞編寫的假托之作。 《商書》是殷王朝史官所記的誓、命、訓、誥，其中《湯誓》按時代說應為最早的作品，但這篇文章語言流暢，可能經過後人的潤色。《盤庚》三篇古奧難讀，較多地保留了原貌。 這是殷王盤庚遷都時對臣民的演講記錄，雖然語辭古奧，但盤庚講話時充沛的感情、尖銳的談鋒，還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說：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壹人。予若觀火，予亦炪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盤庚》上） 短短的壹段話，用了三個比喻，貼切、生動，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條不紊”作為成語，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盤庚告誡臣下不要煽動民心反對遷都，說那樣便會“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動。 《周書》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獻。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紂時的誓師之詞，《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訓告殷遺民之詞； 《無逸》是周公告誡成王不要貪圖享受之詞。這些作品敘事清晰，而且能表達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寫於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晉失敗後的悔過自責之詞，表達了愧悔、沈痛的感情，文章這樣寫道：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 他引用古人的話指出，如果自以為是，必將做出許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說明責備別人容易，從諫如流則十分艱難，寫得相當傳神。比起《商書》和周初的文字，要流暢得多，標誌著散文在當時得到了進壹步的發展。 《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文章匯編。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語言同秦漢時的古漢語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遠，傳寫訛誤，十分艱澀難讀。韓愈謂之“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進學解》）。但拋開文字的障礙不談，在情感的表達上，其實是樸素而簡要的。由於發表那些言辭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語之間，具有居高臨下的自信。對於後人來說，古奧是壹種特殊的美感，質樸自信，又顯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書》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漢代《尚書大傳》引子夏語，謂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也是有感於此吧。不過，這裏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禮》亦稱《周官》或《周官經》，它是儒家的經典之壹。儒家把《詩》、《書》、《禮》、《易》、《樂》、《春秋》作為六經。孔子收徒講學時，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不過，孔子所講授的禮、樂和舊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禮、樂已有很大的區別。他認為，《樂》教，可以使人“廣博易良”；《禮》教，可以使人“恭儉莊敬” （見《禮記·經解》）。孔子還說過：“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不學禮，便沒有立足社會的依據。因此，必須“立於禮”（《論語·泰伯》）。禮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從國家的典章制度，直至個人的行為準則。 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禮書，有《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講周朝官制的，《儀禮》是講各種典禮節儀的（如冠、婚、喪、祭等具體儀式），《禮記》是孔子學生以及後人傳習《禮經》的記錄，內容有關禮的性質、意義和作用。東漢學者鄭玄分別給《儀禮》、《禮記》作了註解之後，才有了“三禮”這壹名稱。“三禮”都與孔子禮的思想有關，但只有《儀禮》（17篇）是由孔子整理編訂的。 《周禮》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減排比而成的匯編。由於我國早在夏、商、周時就進入了奴隸社會，而周為奴隸社會的鼎盛時代，所以《周禮》是中國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記錄，也是世界古代壹部最完整的官制記錄。全書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為上下卷，***12卷。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漢時補以《考工記》。 《周禮》為何人所作，何時產物？歷來也是有爭論的。古文經學家認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經學家認為，它出於戰國，也有人認為是西漢末劉歆所偽造。近人從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制，參證該書中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學術思想，多數人認為是戰國時的作品。也有人認為，《周禮》成於漢初。 《周禮》壹書，東漢鄭玄撰有《周禮註》，唐朝賈公彥作《周禮正義》，清代孫詒讓也撰有《周禮正義》，這些註釋對後人研究《周禮》提供了參考資料。 周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 輔助周王的大官，相傳有太師、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兒子伯禽，也當過周王的師保。在令尊、令彜銘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種官職的總稱，即政務官、事務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諸侯和方國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師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職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蔔，合稱六卿。六卿經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蔔；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們在朝廷中分立於周王的兩側，協助周王處理政務。 周王朝，“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務有密切的關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兒子伯禽也曾任過太祝。太蔔是管蔔筮的，處於人神之間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職官吏。太史這壹職位，就是商代以來的作冊，周初畢公高曾任過太史，稱為“作冊畢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務總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譜系，也是重要的職務。 六卿還有許多僚屬，各有專職，所以總稱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還設有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寫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農業生產的。司空在銘文中寫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職事的。 司馬則是管理軍賦的職官。司徒、司馬和司空的職權相當，合稱“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祿，司寇管刑罰，其地位僅次於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職。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屬，如屬於司馬的有師氏、虎臣和專管馬的走馬（趣馬）等等，構成專門的官僚系統和集團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澤的，管理市場貨賄的，管理貴族吃、穿、用以及娛樂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專門的官吏。這些各種各樣的官吏，大都是世襲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實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統治區的四面八方，分布著許多封國，所以稱為“四方”，具體地指侯、甸、男等諸侯，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權。有的大國諸侯經周王授予特權，可以調動附近的中小諸侯，從事征伐，捍衛周天子，成為方伯，方伯是壹方諸侯之長，不是諸侯的封號。有些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頭銜，如周公和召公就是這樣。 所謂“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無論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後人加工的結果。 周朝的官僚機構和制度，總的說來，它是從商代“內服”和“外服”兩套官職發展而來的，不過周朝的機構更加龐大了，體制也越系統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貴族，又是宗親，三位壹體，就是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構成了以周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體系。直至封建社會，周朝的官僚機構和制度，還有它的影響作用。《周禮》還包含著古代宗教、經濟政策、哲學與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歷史資料，是壹部以儒家思想為主，兼收法家和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經》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中，被譽為諸經之首，三玄之壹。《易經》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為五經之壹, 計有24070字。分本經和大傳兩部分. 本經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辭, 為易有主體, 故稱為經；大傳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說卦八, 序卦九, 雜卦十, 此十者合稱十翼. 十翼為闡明易經而作, 故曰傳. 它是用八卦重疊而成的六十四卦為結構框架，把中華民族在太古時代摸索總結出來的生活經驗和生產經驗，用抽象的符號記錄下來，進壹步以陰陽變化之道來分析，說明宇宙間的壹切現象，通過蔔卦來啟示天道，地道，人道的變化規律。 《春秋》原是先秦時代各國史書的通稱，後來僅有魯國的《春秋》傳世，便成為專稱。這部原來由魯國史官所編《春秋》，相傳經過孔子整理、修訂，賦予特殊的意義，因而也成為儒家重要的經典。 《春秋》是我國編年體史書之祖，它以魯國十二公為序，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前48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歷史。它是綱目式的記載，文句極簡短，幾乎沒有描寫的成分。但它的語言表達，具有謹嚴精煉的特點，反映了文字技巧的進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寓褒貶於記事的“春秋筆法”。相傳孔子按照自己的觀點對壹些歷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評判，並選擇他認為恰當的字眼來暗寓褒貶之意，因此《春秋》被後人看作是壹部具有“微言大義”的經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範本。並且，在史書和文學作品的寫作上，也對後人產生很大影響。史學家從中領悟到修史應該有嚴格而明確的傾向性，文學家往往體會了遣詞造句力求簡潔而義蘊深刻。當然，刻意求深，也難免造成文意晦澀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