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祿國，世界級人類學家，有些方面超過馬林諾夫斯基。史祿國被認為ethnicity(民族性)概念之定義的首創者。他認為“ethnos是人們的群體，說同壹語言，自認為出於同壹來源，具有完整的壹套風俗和生活方式，用來維護和崇敬傳統，並用這些來和其他群體作出區別。這是民族誌的單位——民族誌科學研究的對象。”這和近幾十年來在中國背得濫熟的“斯大林”民族定義基本上相同，只少了***同地域和***同經濟這兩要素。史祿國在世時，這種話在蘇聯沒人敢說，更不會見諸文字。
史祿國強調心態研究原是出於他研究通古斯人社會文化中特別發達的Shamanism，壹種被通古斯人認為是人神媒體的巫師。過去許多人把它看作迷信或原始宗教，史祿國則取實證主義立場，把它作為壹種在社會生活裏積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現象來研究，並認為它具有使群體持續和適應壹定客觀環境的作用。這是功能學派的基本觀點。馬林諾夫斯基的巫術分析也取此看法，也把文化看成是人類為了滿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不像史祿國那樣深入到生理基礎去闡明這種社會行為的心理機制，而是局限於以生物基礎的“食色性也”為研究社會文化的出發點，去說明各種社會制度的功能和結構，在理論上沒有史祿國那樣深入。史祿國的生物學基本訓練似乎比較深透些，把人類學的出發點深植於人體的本身。他更把人體結構和生理機制看作是生物演化的壹個階段，盡管人類比前階段的生物種類發生了許多質的變化，但這些變化的基層還是生物的機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論中說“在這些單位(Ethnos)裏進行著文化適應的過程，遺傳的因素在其中傳襲和改變，在最廣義的理解上，生物適應過程即在這單位中進行的。” 他和馬林諾夫斯基人類學的差別也許就在這裏。
他的Ethn0s論最精采的分析是可以用算術公式來表示的壹個可視作Ethnos單位，即民族認同的群體，在和同類單位接觸中所表現出各自的能量。這能量是這單位的地、人、文三個變量相生相克的綜合。地包括生存的空間和資源，人包括成員的數和質即生物基礎，文是人造的環境，包括社會結構和文化積累。三個變量相生相克的關系中表現向心力和離心力的消長。在相接觸的各單位間能量上平衡的取得或失卻即導致各單位的興衰存亡的變化。所以他的理論的最後壹句話是“Ethnos本身是壹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人類學就是研究Ethnos的變化過程，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民族的興衰消長，是壹種動態的研究。
史祿國把體質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基礎訓練就是這個原因。而且他所講的體質人類學決不限於體形學(人體測量學)，而深入到生理現象、從人體形態的類型發掘其生理上的差異，壹直到人體各部分生長過程的區別。如果停止在這裏，還是生物學的範圍。他在理論上的貢獻也許就在把生物現象接上社會和文化現象，突破人類的精神領域，再從宗教信仰進入所謂意識形態和精神境界。這樣壹以貫之地把人之所以為人，全部放進自然現象之中，作為理性思考的對象，建立壹門名符其實的人類學。
正因為他把人類作為自然界演化過程中出現的壹個階段，他的眼光壹直看到後人類時期。宇宙的發展不會停止在出現了人類的階段上。我們如果把人類視作宇宙發展的最高階段，或是最後階段，那麽等於說宇宙業已發展到了盡頭。這似乎是壹種人的自大狂。在讀了史祿國的理論後，油然而生的壹種感覺是宇宙本身發生了有“智力”的這種人類，因而產生了社會文化現象，其後不可能不在生物基礎上又冒出壹種新的突破而出現壹種後人類的物體。這種物體所創造的世界將是宇宙演化的新階段。當前的壹切世態不過是向這方向演化積累過程中的壹些表現罷了，EthnoS只是其中的壹部分。如此深邃的目光、寬闊的視野，廣博而深奧的理論，表明，他比馬林諾夫斯基在思路上高出壹籌。而又不幸受制於文字表達的種種困擾，他之不為人所知是不足為奇的。
他1922年後在上海、廣州、北京期間，由於不熟悉漢語，無法進行社會調查，但還是利用他在體質人類學的基礎訓練，在各地進行人體測量。1924-1925年間發表了三本有關華東、廣東、華北的中國人體質研究的科學報告。他還應用他在體質方面的研究成果，為中國古代史上人口流動作出過富有啟發性的推測(見《北方通古斯》中譯本228頁附圖)。這三本有關中國人的體質研究至今還是空谷足音，並無後繼。
史祿國對人類學的主要貢獻是通古斯人研究。他所著有關通古斯人的社會組織和心態研究這兩大巨冊現已得到高度的聲譽，是舉世公認的權威著作。他以深厚的語言根底，不僅能掌握當地民族的語言文字去接觸和理解各族人民生活，而且用以分析各民族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的發展。史祿國不僅能純熟地說通古斯各種語言，而且對語言本身進行深入研究，最後完成了《通古斯字典》，用俄語對譯，1944-1954年在東京出版。史祿國坎坷的壹生，終於抵達了他向往的目標，從人類的體質、語言、社會和文化所進行的系統研究環環都作出了傳世成果。他沒有辜負歷史給他的使命，為開拓人類學作出了先行的榜樣。
正在學術旭日初升之際，史祿國在無情的歷史轉變中遭嚴厲打擊。他的學術旺季僅1910-1917年約7年，從1917年起就陷入坎坷。他在《北方通古斯》自序裏透露過，1917年前在各地調查時，壹路受官方殷勤協助，其後壹下變成處處跟他為難的旅行。他在自己祖國被劃入“反動學術權威”，名搞臭，書被禁。從1917-1920年他仆仆道上，行旅匆匆，甚至行李遺失，資料被竊。最後不得不遠走海參崴，僅壹年就開始告別祖國，流亡異鄉。
他在中國大學雖取得壹職位，但他所講的那壹套理論，在中國不可能為同輩學者所理解。何況他又不能用他母語作媒體來表達他的學術思想，只能借助於他自認駕馭尚欠自如的英語來發表他的著作，傳播面狹且不夠透徹。甚至沒有人身安全。有壹次費孝通先生在他家坐談，突然看見他神色異常，因為隔窗見到了幾個外國人走向他家門。接著又見他夫人匆匆出門去把來人打發開了。他當時那種緊張的表情，給費孝通先生難忘的印象，後來才明白蘇聯克格勃是無孔不入的，模糊感覺到老師當時真有點大禍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