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寶應元年（762）唐代宗即位，任劉晏為長安京兆尹、戶部侍郎兼任判度支、鑄錢、鹽鐵使及轉運使。第二年，劉晏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廣德元年（763）、劉晏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諸使如故，因主管財經，被稱為“計相”。後以功升“戶部尚書”，管理財政經濟十余年，功勛卓著。德宗繼位後，戶部度支仍由劉晏兼管。楊炎做宰相後，為替劣跡昭著的前宰相元載報仇，排擠、構陷劉晏，引起德宗疑慮，先將之貶為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後又“賜死”。
劉晏受命於安史之亂後的危難之秋，理財十多年，使唐王朝渡過嚴重的財政難關，得以延續下去。劉晏理財，主要抓了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恢復，改進江淮漕運，解決向京師運糧之事。關中地區雖產糧，卻難以滿足供應京師百姓和大批禁軍之需，每年需從江淮調運百萬石糧食。水路運輸，路長水遠，過水勢湍急的三門峽，常常船翻糧沈，走陸路則山道崎嶇，牲畜拉馱，勞民傷財。安史之亂時，漕運更加艱難，京師嚴重缺糧，米價漲到每鬥壹千至壹千五百錢，官府廚中都無多余糧食，京畿農民捋下田中青穗，供給缺糧的禁軍。廣德二年（764），劉晏率隨從南下江淮，沿途察視河道，看三門峽的棧道和石渠，到河陰（今河南河陰縣東）、洛口（今河南鞏縣）觀察汴水、洛水人河口，計謀對策，組織佚丁，疏浚汴水；在揚子縣（今江蘇儀征縣）建立十個船場，令人打造裝糧千石的大船二千艘，雇用船工水手，以十只船編成壹隊，由軍官督運，改私運為官運，保證了運糧的安全；又改“直運”為“分段接運”。以往江南船只二月在揚州集中，四月入淮渡汴，六七月才到黃河口，需歷時半年始能往京師運，這樣耗費巨大，糧食受損嚴重，分段接運是將全程分為四段，各段船工熟悉本段的水情，損耗小；又以運壹段，在岸上存貯壹下，減少損失，三門峽壹帶，則采用部分人撐篙，部分人拉纖的辦法，壹步步將船拖過陜峽逆流，避免了船翻糧沈。
從此，汴、黃漕運通暢，糧食源源不斷運到京師。人們稱贊劉晏“見壹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壹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每年運糧四十萬石，有時多達百萬石，而且大大節省了運費，從過去“鬥錢運鬥米，到每石糧運費只需三百四十文錢，京師米價躍降，朝廷收人增加。劉晏剛辦漕運時，朝廷年收入四百萬緡，大歷末年增加至壹千二百多萬緡。
久經戰亂，朝廷財政虧空，劉晏決定從食鹽專賣上獲利。從唐乾元元年（758）起，朝廷實行食鹽專賣，每鬥壹百十文。上元二年（761），元載為戶部尚書，任鹽鐵使。他廣設鹽官，選派豪吏督收鹽利，賣不掉便強行攤派，常常“壹吏到門，百家供奉”，百姓受害非淺。
劉晏接管鹽務後，首先精簡管鹽機構壹壹監院，裁減冗員，清除貪官豪吏。在主要產鹽區，保留十個鹽監、四個鹽場。鹽監是管理食鹽生產和收購的機關，鹽場是中轉的棧場。此外，在主要城市設立十三個巡院，負責管理食鹽市場、緝查鹽販走私活動等。劉晏還著手改革食鹽專賣制度，由官運官銷改為“就場專賣制”：即由鹽官統壹收購，集中到鹽場後再轉賣給鹽商，食鹽流通稅包含在鹽價中。商人繳納鹽款後，可自由運銷，即民制、官收、商運、商銷。在邊遠地區，劉晏令存貯部分食鹽，稱“常平鹽”，以防止鹽價上漲，穩定市場。此外，還采取壹些措施，如在交通要道設立鹽倉，可就近調撥運銷；請求朝廷嚴禁地方亂收費，以減少運鹽成本；鼓勵以絹代錢購鹽，以解決將士的衣著；等等。
劉晏管理鹽務後，朝廷收入大增，原江淮鹽利每年約四十萬緡，大歷末年增到六百多萬緡，占全國財政收入的壹半。
在征稅方面，劉晏也壹反元載的做法，廢除額外的橫征暴斂，派人任“知院官”，掌管各地農事，上報朝廷以決定減免或調整租稅。還設立“常平倉”，註意調節糧價。在糧食上市時，商人壓價，各地官府則以高於市場的價錢收糴糧食，避免“谷賤傷農”，在青黃不接或欠收年頭，官府以低於市場價格供應缺糧農戶，避免“谷貴傷民”，並以重價召募“疾足”（跑得快的信使）了解四方物價情況，三五日內京師就可知曉。劉晏掌握情況後，及時平抑物價。這樣，既穩定了民心，又保證了官府的財稅收入，“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劉晏理財的另壹做法即“均輸”，朝廷將賦稅收入折成錢，以低價從產地收購各種土特產品，轉運到京師和高價地區出售，這樣，既調節了供求，朝廷也增加了收人，對生產起了壹定的促進作用。
到大歷末年，劉晏所轄各事總收入每年壹千二百萬緡，其中鹽務占百分之七十，比初任事時增加十倍。
當時，朝廷因銅料不足，錢幣短缺，物價轉跌。劉晏以鑄錢使身份，精工足料，鑄造足值的貨幣。他還在征收或換購的物資中，把壹部分零星不值錢、供應京師都不足以抵償運費的東西運到盛產銅砂的淮楚地區，以換回銅砂鑄幣，壹年可達十余萬貫，保證了京師等地市場流通的需要。
對於劉晏的功績，《新唐書·劉晏傳》這樣評價：“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資，以佐軍興，雖拿兵數十年，斂不及民之用度足”，“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