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聖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先祖,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它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即使多元化文化***存的今天,“祭祀盡其敬”的社會風氣依然不能改變。銘記過去,傳承歷史,是壹個民族成熟的標誌。今天從昨天走來,今天就是昨天的延續,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沒有先祖就沒有後昆,忘記先祖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尊崇、緬懷、祭祀先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文化,也是激勵中華兒女富民強國、奮鬥不息的精神動力,與荒誕不經之封建迷信迥然不同,當明察焉。
因此,今天,海內外華夏徐氏宗親雲集郯城,祭祀聖祖是“慎終追遠”的善事善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我們要承前啟後,世代相傳,繼而發揚之、光大之。
中華徐氏始祖陵,俗稱豹公墩,位於郯城縣城北7華裏處。為什麽說豹公墩,就是中華徐氏始祖陵呢?筆者不揣冒昧,謹述如下理由予以確認,以就教諸位方家、學者和廣大宗親。 按徐國建立時間及其活動範圍確認,具有合理性
大家知道,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社會組織逐漸由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完全的血緣關系得以確立。抵距今約5000年的龍山文化時代,進入以城池為標誌的“古國時代”。這時家庭、宗教成為古國、方國社會的重要組織基礎,姓與氏出現,隨之產生了“姓氏文化”。這就是費、徐等大批古國、方國形成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
那麽,徐國建於何時,前期活動範圍又在哪些地方呢?
《史記·夏本記》載:“禹,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褒氏、費氏、杞氏、繒氏……”由此可知,費國建於夏代,是壹個古老的姓氏國家。
《史記·秦本記》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
《史記正義》認定,大費就是伯益。伯益是禹的接班人,《孟子·萬章章句上》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府誌》載:“箕山,費縣東南四十五裏。自方山而東南起此山,頂平長數裏,石灰紫色,可作硯(即金星硯,筆者註)。山前有古寺,山西有隱真洞。”
《黃誌》載:“巖壑幽杳,泉流石壁下。”益避箕山,當即此山也。
《竹書紀年》載:“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然而啟不服,公開提出“兒繼父業理所當然”的主張,廢止禪讓制,實行王位世襲制,形成“夏傳子,家天下”的格局。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也記載:“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而立啟。”
《戰國策·燕策》有同樣記載:“啟與友攻益而奪天下。”伯益失敗後,只好退居原封地即費國。夏啟六年伯益慘遭殺害,費國被滅。因為伯益是東夷人的領袖,他被殺害引起東夷人的強烈不滿,啟不得不於夏啟九年,封伯益次子若木於徐。於是,若木繼承父親之封爵,在原地盤上即“以山東費縣為中心”、“伯益多年經營的興旺發達地區建立徐國”。(李浙江《秦人起源東方考》)其活動範圍,主要包括今郯城、費縣、平邑、泗水、臨沂、蒼山、臨沭、邳州等地。尤其郯城,沂沭兩條大河縱穿南北,東部馬陵山,又是平原大地與浩瀚大海的天然分界,且為東西南北文化、交通的交匯點,是徐國的戰略大後方,地理位置極端重要。
有資料顯示,徐國自夏啟九年建立,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失國,***存在1600多年。其中,自建國至公元前1100年前後,因戰爭徐國敗於魯國,而被迫南遷,其間近千年,傳位30世,計夏襲國君12世,商襲國君16世,周襲國君2世,徐國壹直遊動在以郯城為大後方的廣闊地帶,從時空概念上判斷,徐氏立國的幾代先祖葬於“食邑東海”的郯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恕本文不論述徐國南遷後的疆域)。 遵眾多徐氏族譜記載確認,具有唯壹性
對豹公墩,即中華徐氏始祖陵,從現存之眾多的《徐氏族譜》的記載,都可得到印證。我們可以斷定,從若木始祖至五代國君豹,死後均葬於“食邑東海”的郯城北七裏。除此之外,江西臨川草坪《徐氏宗譜》、安徽新安《徐氏宗譜》、福建南城龍溪《徐氏宗譜》、貴州銅仁《徐氏宗譜》、山東《東魯徐氏族譜》等均有與上述內容基本相同的記載,迄今無二說,唯壹成必然。相比之下,黃帝陵尚不止“橋山”壹說,曹操墓多達72座,而徐氏始祖陵在郯城歷時4000多年尚無二說,真可謂“根紮郯城,枝繁華夏,遠播海外”,壹脈相承,不紊不亂,“天下徐氏壹家人”。幸哉,大矣哉!
譜牒學,源遠流長。早在商代武丁時期甲骨文中,就有氏姓世系的記載。《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譜牒舊聞。”可見太史公司馬遷對譜牒的重視和信賴。東晉太寧元年(公元323年),有徐令意、徐行堅等撰修的《東海徐氏老譜》。唐太宗李世民,曾修訂《氏族誌》。宋、明、清撰修姓氏家譜,漸進鼎盛時期。《家譜》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國史、方誌形成中國史學的三大支柱。譜者,記也,譜乃信史。自然,族譜的記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可信程度很高。故對上述族譜記載的徐氏立國的幾代先祖,均葬於郯城是肯定無疑的,確認中華徐氏始祖陵是天經地義的。 以郯城徐氏為望族確認,具有淵源性
2004年,臨沂市望族文化研究會成立,拉開了望族文化研究的序幕。研究會確定,蒼山肖氏、郯城徐氏、費縣顏氏、蘭山王氏、沂南諸葛氏等為臨沂市望族,分別編纂《望族誌》和開展望族文化研究,以期為現實服務。把郯城徐氏列為望族不難理解,以余之愚見,至少有三條依據。
其壹、郯城徐姓人口多。全縣867個行政村,有徐姓人居住的即有200多個,其中徐姓居民占80%以上的行政村超過40個。全縣近百萬人,徐姓就有九萬多,約占總人口的十分之壹。過去有民諺:“郯城縣,徐壹半”。雖有誇張,但可理解。
其二,郯城以徐姓命名的村莊多。諸如:徐莊、徐集、徐圩子、徐出口、徐蒲坦、徐大墻、徐海子、徐林等,多達十幾個。其三,郯城徐姓名人多。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湧現出許多郯城籍的著名人物,從正史、地方誌、家譜中能夠查到的即有:徐寧、徐湛之、徐羨之、徐孝嗣、徐憑道、徐勉、徐摛、徐陵、徐儉、徐伯陽、徐有功等。他們當中,有千古名相,有壹代重臣,有文學巨匠,有皇親國戚。據上所述,郯城徐氏確實無愧為壹方之望族。探其究竟,蓋因徐氏發祥於斯,幸賴先祖蔭佑。先祖為源,後裔為流,源遠而流長,此乃必然也。 從民間祭祀相沿成習確認,具有淵源性
“落葉歸根”,是中華民族的習俗。壹般來說,人死了要葬於祖籍。徐氏既然發脈於“東海郯城”,先祖們仙逝後葬於郯城是順理成章的事。由此推理,作直言判斷,豹公墩就是中華徐氏始祖陵,當然也就不難理解了。再從民間的相傳習俗看,據世居豹公墩附近的鄭城後村年逾八旬的徐祗法老人說:他小時,爺爺每逢年過節,即帶他到豹公墩掃墓祭祖。還有許多徐姓族人相沿成習,經常到豹公墩燒紙、磕頭、憑吊、祭祀。試想,不是時代相傳,視豹公墩為徐氏始祖陵,徐氏後裔能這樣虔誠祭祀嗎!事實上,不僅郯城徐姓族人不忘先祖,而且在歷史上遠道而來郯城尋根問組的徐氏宗親也不乏其例。清乾隆三年撰修的《新安徐氏族譜》中,有徐禋寫的《新安徐氏開族始祖昶公考》其文中大意說,徐昶任歙州刺史,是新安徐氏始祖,但他的祖籍是哪裏,眾說紛紜,考察無據,歷訪無蹤,難成定論。但有壹點可以肯定,他是唐懿宗宰相相徐商的五世孫、唐昭宗宰相徐彥若的四世孫,而徐商、徐彥若都是徐有功的苗裔,先世家東海郯城,而《唐書》卻把徐商、徐彥若記成河南新鄭人。究竟如何對呢?為此,新安徐氏族人結伴,於乾隆元年赴郯城考察。文中曰:“……
不憚往還四千余裏,泛舟錢塘,涉揚子,渡淮而航東海,越海州,歷贛榆,抵山左之郯城,遍訪徐之故家巨族,茫然不識先代淵源,未有能出其典故者,則亦災於兵焚水溢也,不得不廢然返而還……。”這些記述,壹方面說明他們未能如願,另方面也襯托出他們身居千裏之外,尚知道祖籍是郯城。因為徐有功是郯人,他們都是相隔幾代的後人,自然也是郯人。由此更說明天下徐氏“根紮”郯城,中華徐氏始祖陵也在郯城就成為不爭的事實了。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得祖國面貌日新月異,廣大人民群眾更加安居樂業。近幾年來,海內外徐氏宗親紛至沓來,尋根問祖,此乃人心之所向,眾望所歸。我們應該敞開大門,優化環境,鋪平綠道,熱烈歡迎五洲四海的徐氏宗親都能暢通無阻地回歸老家探親訪友,祭祀先祖,並為家鄉建設建言獻策,添磚加瓦。 憑徐子氽鼎等出土文物確認,具有可信性 1965年,在費縣上冶鎮臺子溝古墓中出土的徐子氽鼎,經考古專家鑒定,為周初青銅器,其下面有陰鑄銘文“徐子氽之鼎百歲用之”9個字,系徐子氽的隨葬品,屬國家壹級物。
徐子氽鼎出土,具有重大意義。其壹,填補了山東省境內沒有徐國文物出土的空白,證明蒙山前懷費縣、平邑等壹大片土地,確實曾是徐國的活動疆域。其二,徐氽就是徐渰,系徐國第28代國君。湖北學者徐顯之《徐國紀略》稱:“……
二十八代君氽,即後人所稱之徐渰,建都與山東蒙山南麓之費縣、平邑壹帶。”四川學者徐建維《古徐國始末簡述》:“再封徐國。建國第28代君徐渰建都費,有1965年在山東費縣出土的徐子氽(渰)之鼎百歲用之可作證。”他分析:“氽、渰字形、字音、字義與費縣的環境氣候和徐渰在44代國君的座次排列是吻合的。”我贊成上述說法。其三,費城壹帶是古徐國的遺址。費縣上冶鎮境內的東西兩個畢成村,原寫為鄪城村,因為“鄪”字生僻難認,直到上世紀80年代編纂地名誌才改為“畢”字的。古費國都遺址就在這兩個村附近。城成長方形,總面積約3平方公裏。出土文物有瓦當、陶罐、鐵枷、銅鏃等。而出土徐子氽鼎的臺子溝,距城遺址僅有3公裏。有國就有都。城市、文字、冶金術,是判斷國家起源的三要素。此處上有古城遺址,下有銅鼎出土,而銅鼎既能顯示精湛的冶金術,又有工整秀麗的陰鑄文字,三要素齊備,完全符合地上資料和地下資料“二重證據法”,可謂徐國商末周初地理位置是明據鐵證。再與《尚書·費誓》相印證,更說明費縣、平邑是徐國的前沿陣地,而郯城則是極其穩定的大後方。由此得出兩點結論,壹是徐國自建立至周初近千年的勢力範圍,就是今郯城、費縣、平邑、泗水、臨沂、蒼山、臨沭、邳州壹帶;二是郯城既然是徐國的發祥地、大後方,把祖陵建在這裏,無疑是最穩定、最安全、最適當的。
據風水學要素確認,具有吉祥性 人所***知,大千世界,無處不學問。在萬事萬物中,已知的是有限的,未知的是無限的;已破譯的是科學,未被解釋的是神秘;神秘是科學的胚胎,科學是神秘的歸宿。在科學研究領域裏,沒有絕對的是與非。我們應該以求真務實的態度,敢立潮頭勇探索,正確對待和參與研究未知世界。 中國風水學,是在自然威脅人類生存的時候,由古代先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實踐、思考和感悟而建立起來的,歷經500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由理論實踐、實用方法、實踐案例組成的龐大的體系,其中雖然包含著某些非科學的成份,但是以“天地人合壹”為出發點的追求和認識,卻閃爍著中國先哲們大量的真知灼見。可惜在“五四”運動後,壹度當作“封建糟粕”而擯棄,已相對滯後於外國。當今欣逢昌明盛世,言路漸開,人們打消了顧慮,敢於涉足邊緣學科,使幾乎瀕臨消失的風水學,又逐漸得以復蘇。據說,武漢、天津等大學,已開設了“建築風水學專業”,預示著正朝科學風水的道路前進。
《黃帝宅經》認為:“陽者生化物之父也,陰者生化物之母也。”“陰陽之理,順之則亨,逆之則否。”現代科學證明:“環境的改變能夠引起生物的變異,環境的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原因。”說白了,風水學就是環境條件學,環境影響壹切,甚至決定壹切。殊不知,現代人在享用現代科技所帶來“文明”的同時,無不感嘆自然生態環境破壞的可怕前景。“人定勝天”的理念,當然促進了現代科技的發展;而其本身所造成的破壞,又何嘗不令人擔憂。我國西南五省市所發生的特大幹旱,不正印證了自然生態環境破壞所帶來的後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