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聖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先祖，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它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即使多元化文化***存的今天，“祭祀盡其敬”的社會風氣依然不能改變。銘記過去，傳承歷史，是壹個民族成熟的標誌。今天從昨天走來，今天就是昨天的延續，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沒有先祖就沒有後昆，忘記先祖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尊崇、緬懷、祭祀先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文化，也是激勵中華兒女富民強國、奮鬥不息的精神動力，與荒誕不經之封建迷信迥然不同，當明察焉。
因此，今天，海內外華夏徐氏宗親雲集郯城，祭祀聖祖是“慎終追遠”的善事善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我們要承前啟後，世代相傳，繼而發揚之、光大之。
中華徐氏始祖陵，俗稱豹公墩，位於郯城縣城北7華裏處。為什麽說豹公墩，就是中華徐氏始祖陵呢？筆者不揣冒昧，謹述如下理由予以確認，以就教諸位方家、學者和廣大宗親。 按徐國建立時間及其活動範圍確認，具有合理性
大家知道，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社會組織逐漸由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完全的血緣關系得以確立。抵距今約5000年的龍山文化時代，進入以城池為標誌的“古國時代”。這時家庭、宗教成為古國、方國社會的重要組織基礎，姓與氏出現，隨之產生了“姓氏文化”。這就是費、徐等大批古國、方國形成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
那麽，徐國建於何時，前期活動範圍又在哪些地方呢？
《史記·夏本記》載：“禹，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褒氏、費氏、杞氏、繒氏……”由此可知，費國建於夏代，是壹個古老的姓氏國家。
《史記·秦本記》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
《史記正義》認定，大費就是伯益。伯益是禹的接班人，《孟子·萬章章句上》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府誌》載：“箕山，費縣東南四十五裏。自方山而東南起此山，頂平長數裏，石灰紫色，可作硯（即金星硯，筆者註）。山前有古寺，山西有隱真洞。”
《黃誌》載：“巖壑幽杳，泉流石壁下。”益避箕山，當即此山也。
《竹書紀年》載：“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然而啟不服，公開提出“兒繼父業理所當然”的主張，廢止禪讓制，實行王位世襲制，形成“夏傳子，家天下”的格局。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也記載：“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而立啟。”
《戰國策·燕策》有同樣記載：“啟與友攻益而奪天下。”伯益失敗後，只好退居原封地即費國。夏啟六年伯益慘遭殺害，費國被滅。因為伯益是東夷人的領袖，他被殺害引起東夷人的強烈不滿，啟不得不於夏啟九年，封伯益次子若木於徐。於是，若木繼承父親之封爵，在原地盤上即“以山東費縣為中心”、“伯益多年經營的興旺發達地區建立徐國”。（李浙江《秦人起源東方考》）其活動範圍，主要包括今郯城、費縣、平邑、泗水、臨沂、蒼山、臨沭、邳州等地。尤其郯城，沂沭兩條大河縱穿南北，東部馬陵山，又是平原大地與浩瀚大海的天然分界，且為東西南北文化、交通的交匯點，是徐國的戰略大後方，地理位置極端重要。
有資料顯示，徐國自夏啟九年建立，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失國，***存在1600多年。其中，自建國至公元前1100年前後，因戰爭徐國敗於魯國，而被迫南遷，其間近千年，傳位30世，計夏襲國君12世，商襲國君16世，周襲國君2世，徐國壹直遊動在以郯城為大後方的廣闊地帶，從時空概念上判斷，徐氏立國的幾代先祖葬於“食邑東海”的郯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恕本文不論述徐國南遷後的疆域）。 遵眾多徐氏族譜記載確認，具有唯壹性
對豹公墩，即中華徐氏始祖陵，從現存之眾多的《徐氏族譜》的記載，都可得到印證。我們可以斷定，從若木始祖至五代國君豹，死後均葬於“食邑東海”的郯城北七裏。除此之外，江西臨川草坪《徐氏宗譜》、安徽新安《徐氏宗譜》、福建南城龍溪《徐氏宗譜》、貴州銅仁《徐氏宗譜》、山東《東魯徐氏族譜》等均有與上述內容基本相同的記載，迄今無二說，唯壹成必然。相比之下，黃帝陵尚不止“橋山”壹說，曹操墓多達72座，而徐氏始祖陵在郯城歷時4000多年尚無二說，真可謂“根紮郯城，枝繁華夏，遠播海外”，壹脈相承，不紊不亂，“天下徐氏壹家人”。幸哉，大矣哉！
譜牒學，源遠流長。早在商代武丁時期甲骨文中，就有氏姓世系的記載。《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譜牒舊聞。”可見太史公司馬遷對譜牒的重視和信賴。東晉太寧元年（公元323年），有徐令意、徐行堅等撰修的《東海徐氏老譜》。唐太宗李世民，曾修訂《氏族誌》。宋、明、清撰修姓氏家譜，漸進鼎盛時期。《家譜》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國史、方誌形成中國史學的三大支柱。譜者，記也，譜乃信史。自然，族譜的記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可信程度很高。故對上述族譜記載的徐氏立國的幾代先祖，均葬於郯城是肯定無疑的，確認中華徐氏始祖陵是天經地義的。 以郯城徐氏為望族確認，具有淵源性
2004年，臨沂市望族文化研究會成立，拉開了望族文化研究的序幕。研究會確定，蒼山肖氏、郯城徐氏、費縣顏氏、蘭山王氏、沂南諸葛氏等為臨沂市望族，分別編纂《望族誌》和開展望族文化研究，以期為現實服務。把郯城徐氏列為望族不難理解，以余之愚見，至少有三條依據。
其壹、郯城徐姓人口多。全縣867個行政村，有徐姓人居住的即有200多個，其中徐姓居民占80%以上的行政村超過40個。全縣近百萬人，徐姓就有九萬多，約占總人口的十分之壹。過去有民諺：“郯城縣，徐壹半”。雖有誇張，但可理解。
其二，郯城以徐姓命名的村莊多。諸如：徐莊、徐集、徐圩子、徐出口、徐蒲坦、徐大墻、徐海子、徐林等，多達十幾個。其三，郯城徐姓名人多。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湧現出許多郯城籍的著名人物，從正史、地方誌、家譜中能夠查到的即有：徐寧、徐湛之、徐羨之、徐孝嗣、徐憑道、徐勉、徐摛、徐陵、徐儉、徐伯陽、徐有功等。他們當中，有千古名相，有壹代重臣，有文學巨匠，有皇親國戚。據上所述，郯城徐氏確實無愧為壹方之望族。探其究竟，蓋因徐氏發祥於斯，幸賴先祖蔭佑。先祖為源，後裔為流，源遠而流長，此乃必然也。 從民間祭祀相沿成習確認，具有淵源性
“落葉歸根”，是中華民族的習俗。壹般來說，人死了要葬於祖籍。徐氏既然發脈於“東海郯城”，先祖們仙逝後葬於郯城是順理成章的事。由此推理，作直言判斷，豹公墩就是中華徐氏始祖陵，當然也就不難理解了。再從民間的相傳習俗看，據世居豹公墩附近的鄭城後村年逾八旬的徐祗法老人說：他小時，爺爺每逢年過節，即帶他到豹公墩掃墓祭祖。還有許多徐姓族人相沿成習，經常到豹公墩燒紙、磕頭、憑吊、祭祀。試想，不是時代相傳，視豹公墩為徐氏始祖陵，徐氏後裔能這樣虔誠祭祀嗎！事實上，不僅郯城徐姓族人不忘先祖，而且在歷史上遠道而來郯城尋根問組的徐氏宗親也不乏其例。清乾隆三年撰修的《新安徐氏族譜》中，有徐禋寫的《新安徐氏開族始祖昶公考》其文中大意說，徐昶任歙州刺史，是新安徐氏始祖，但他的祖籍是哪裏，眾說紛紜，考察無據，歷訪無蹤，難成定論。但有壹點可以肯定，他是唐懿宗宰相相徐商的五世孫、唐昭宗宰相徐彥若的四世孫，而徐商、徐彥若都是徐有功的苗裔，先世家東海郯城，而《唐書》卻把徐商、徐彥若記成河南新鄭人。究竟如何對呢？為此，新安徐氏族人結伴，於乾隆元年赴郯城考察。文中曰：“……
不憚往還四千余裏，泛舟錢塘，涉揚子，渡淮而航東海，越海州，歷贛榆，抵山左之郯城，遍訪徐之故家巨族，茫然不識先代淵源，未有能出其典故者，則亦災於兵焚水溢也，不得不廢然返而還……。”這些記述，壹方面說明他們未能如願，另方面也襯托出他們身居千裏之外，尚知道祖籍是郯城。因為徐有功是郯人，他們都是相隔幾代的後人，自然也是郯人。由此更說明天下徐氏“根紮”郯城，中華徐氏始祖陵也在郯城就成為不爭的事實了。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得祖國面貌日新月異，廣大人民群眾更加安居樂業。近幾年來，海內外徐氏宗親紛至沓來，尋根問祖，此乃人心之所向，眾望所歸。我們應該敞開大門，優化環境，鋪平綠道，熱烈歡迎五洲四海的徐氏宗親都能暢通無阻地回歸老家探親訪友，祭祀先祖，並為家鄉建設建言獻策，添磚加瓦。 憑徐子氽鼎等出土文物確認，具有可信性 1965年，在費縣上冶鎮臺子溝古墓中出土的徐子氽鼎，經考古專家鑒定，為周初青銅器，其下面有陰鑄銘文“徐子氽之鼎百歲用之”9個字，系徐子氽的隨葬品，屬國家壹級物。
徐子氽鼎出土，具有重大意義。其壹，填補了山東省境內沒有徐國文物出土的空白，證明蒙山前懷費縣、平邑等壹大片土地，確實曾是徐國的活動疆域。其二，徐氽就是徐渰，系徐國第28代國君。湖北學者徐顯之《徐國紀略》稱：“……
二十八代君氽，即後人所稱之徐渰，建都與山東蒙山南麓之費縣、平邑壹帶。”四川學者徐建維《古徐國始末簡述》：“再封徐國。建國第28代君徐渰建都費，有1965年在山東費縣出土的徐子氽（渰）之鼎百歲用之可作證。”他分析：“氽、渰字形、字音、字義與費縣的環境氣候和徐渰在44代國君的座次排列是吻合的。”我贊成上述說法。其三，費城壹帶是古徐國的遺址。費縣上冶鎮境內的東西兩個畢成村，原寫為鄪城村，因為“鄪”字生僻難認，直到上世紀80年代編纂地名誌才改為“畢”字的。古費國都遺址就在這兩個村附近。城成長方形，總面積約3平方公裏。出土文物有瓦當、陶罐、鐵枷、銅鏃等。而出土徐子氽鼎的臺子溝，距城遺址僅有3公裏。有國就有都。城市、文字、冶金術，是判斷國家起源的三要素。此處上有古城遺址，下有銅鼎出土，而銅鼎既能顯示精湛的冶金術，又有工整秀麗的陰鑄文字，三要素齊備，完全符合地上資料和地下資料“二重證據法”，可謂徐國商末周初地理位置是明據鐵證。再與《尚書·費誓》相印證，更說明費縣、平邑是徐國的前沿陣地，而郯城則是極其穩定的大後方。由此得出兩點結論，壹是徐國自建立至周初近千年的勢力範圍，就是今郯城、費縣、平邑、泗水、臨沂、蒼山、臨沭、邳州壹帶；二是郯城既然是徐國的發祥地、大後方，把祖陵建在這裏，無疑是最穩定、最安全、最適當的。
據風水學要素確認，具有吉祥性 人所***知，大千世界，無處不學問。在萬事萬物中，已知的是有限的，未知的是無限的；已破譯的是科學，未被解釋的是神秘；神秘是科學的胚胎，科學是神秘的歸宿。在科學研究領域裏，沒有絕對的是與非。我們應該以求真務實的態度，敢立潮頭勇探索，正確對待和參與研究未知世界。 中國風水學，是在自然威脅人類生存的時候，由古代先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實踐、思考和感悟而建立起來的，歷經500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由理論實踐、實用方法、實踐案例組成的龐大的體系，其中雖然包含著某些非科學的成份，但是以“天地人合壹”為出發點的追求和認識，卻閃爍著中國先哲們大量的真知灼見。可惜在“五四”運動後，壹度當作“封建糟粕”而擯棄，已相對滯後於外國。當今欣逢昌明盛世，言路漸開，人們打消了顧慮，敢於涉足邊緣學科，使幾乎瀕臨消失的風水學，又逐漸得以復蘇。據說，武漢、天津等大學，已開設了“建築風水學專業”，預示著正朝科學風水的道路前進。
《黃帝宅經》認為：“陽者生化物之父也，陰者生化物之母也。”“陰陽之理，順之則亨，逆之則否。”現代科學證明：“環境的改變能夠引起生物的變異，環境的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原因。”說白了，風水學就是環境條件學，環境影響壹切，甚至決定壹切。殊不知，現代人在享用現代科技所帶來“文明”的同時，無不感嘆自然生態環境破壞的可怕前景。“人定勝天”的理念，當然促進了現代科技的發展；而其本身所造成的破壞，又何嘗不令人擔憂。我國西南五省市所發生的特大幹旱，不正印證了自然生態環境破壞所帶來的後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