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大盂鼎銘文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時期的著名青銅器，內壁有銘文，長達291 字，為西周青銅器中所少有。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壹定要盡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西周 毛公鼎銘文
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壹，作於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內壁鑄有多達 498 字的長篇銘文。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構勻稱準確，線條遒勁穩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
西周 散氏盤
為西周後期厲王時代的青銅器，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潤而凝煉，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現代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評說：“篆體至周而大備，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結字並取縱勢，其尚橫者唯《散氏盤》而已。
東周 石鼓文
為戰國時代秦國刻石。石鼓***有十枚，形似鼓狀，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詩壹首，***十首，其內容為記述秦王遊獵之事，故石鼓又稱為獵碣。字跡磨損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它的字體是典型的秦國書風，並對後來秦朝小篆的出現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其本身的藝術成就也很高，它的結體方正勻整，舒展大方，線條飽滿圓潤，筆意濃厚，在《石鼓文》字裏行間已經找不出象形圖畫的痕跡，完全是由線條組成的符號結構。
小篆
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礎上刪繁就簡而來。著名書法家李斯的代表作為秦泰山刻石，歷代都有極高的評價。秦代是繼承與創新的變革時期。《說文解字序》說：“秦書有八體，壹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書，八曰隸書。” 基本概括了此時字體的面貌。
隸書
的出現是漢字書寫的壹大進步，是書法史上的壹次革命，不但使漢字 趨於方正楷模，而且在筆法上也突破了單壹的中鋒運筆，為以後各種書體流派奠定了基礎。秦代除以上書法傑作外，尚有詔版、權量、瓦當、貨幣等文字，風格各異。秦代書法，在我國書法史上留下了輝煌燦爛的壹頁，與雄偉的萬裏長城和壯觀的兵馬俑壹樣，氣魄宏大，堪稱開創先河，是中華民族無窮智慧的結晶。
真書
行書
草書
這壹書法史上了不起的時代，造就了兩個承前啟後，巍然綽立的大書法革新家—鐘繇，王羲之。他們揭開了中國書法發展史的新的壹頁。樹立了真書、行書、草書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乃至東鄰日本，學書者莫不宗法“鐘王”。盛稱 “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獻之)，甚至尊王羲之為“書聖”。又有王洵(羲之侄) 善行書，有《伯遠帖》傳世。
南北朝書法以魏碑最勝。魏碑，是北魏以及與北魏書風相近的南北朝碑誌石刻書法的泛稱，是漢代隸書向唐代楷書發展的過渡時期書法。康有為說： “凡魏碑，隨取壹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繼承智永筆法取法六朝的。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輝煌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謂“書至初唐而極盛。”唐代墨跡流傳至今者也比前代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寶貴的書法作品。整個唐代書法，對前代既有繼承又有革新。初唐書家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薛稷、陸柬之等，此後有創造性的還有李邕、張旭、顏真卿、柳公權、釋懷素、鐘紹京、孫過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詩人李白也是值得壹提的大書家。楷書、行書、草書發展到唐代都跨入了壹個新的境地，時代特點十分突出，對後代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以前任何壹個時代。
草書（張旭） 楷書（歐陽詢） 行書（王羲之）宋體
到了宋代，隨著印刷術的發展，雕版印刷被廣泛使用，漢字進壹步完善和發展，產生了壹種新型書體——宋體印刷字體。印刷術發明後，刻字用的雕刻刀對漢字的形體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產生了壹種橫細豎粗、醒目易讀的印刷字體，後世稱為宋體。當時所刻的字體有肥瘦兩種，肥的仿顏體、柳體，瘦的仿歐體、虞體。其中顏體和柳體的筆頓高聳，已經略具橫細豎粗的壹些特征。到了明代隆慶、萬歷年間，又從宋體演變為筆畫橫細豎粗、字形方正的明體。原來那時民間流行壹種橫劃很細而豎劃特別粗壯、字形扁扁的洪武體，像職官的銜牌、燈籠、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裏的神主牌等都采用這種字體。以後，壹些刻書工人在模仿洪武體刻書的過程中創造出壹種非顏非歐的膚廓體。特別是由於這種字體的筆形橫平豎直，雕刻起來的確感到容易，它與篆、隸、真、草四體有所不同，別創壹格，讀起來清新悅目，因此被日益廣泛地使用，成為16世紀以來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體，仍稱宋體，也叫鉛字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