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書的壹種，閱讀《論語》必須遵循閱讀經書的壹般規律和方法。在這方面，清代考據家兼思想家戴震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他在《與是仲明論學書》的信中說：“仆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壹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經以載道，這裏說明語言文字（即傳統所謂小學）與道（思想）的關系，強調讀經必須從語言文字入手。他所謂的“詞”，指的是語言；所謂的“字”，指的是“文字”。至於“道”，屬於思維範疇，表現為概念、定義、推理等，是思想對客觀事物的反映。於是形成了這樣的鏈條：“道”反映事物，“詞”表達“道”，“字”是記錄詞語的符號。經書（乃至壹切文獻）是由文字記載的書面文本，上面戴震的話，比較準確地反映了讀經的科學理路。只是其中“所以成詞者字也”壹句，確切性尚須推敲，實際上“字”不是構成“詞”的成分，而是記錄語詞的符號。接著上面的話，戴震又談了他是怎樣解決讀經時的“字”“詞”問題的，如說：“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慎）《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指倉頡）制作（指造字）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即訓詁，指字義）未能盡（指《說文解字》只限於解釋文字本義），從友人假《十三經註疏》讀之，則知壹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註、假借，是《說文解字》用以分析漢字形體結構及借用規律的理論），然後為定。”可知他借助的方法有三方面，壹是字典工具書，二是《十三經》文本及舊註，三是“六書”理論。所謂“貫群經”，有兩層意思：第壹，群經相當於活字典，壹字的所有意義，貫穿群經之中有全面表現，並且各經註疏舊註中多有解釋；第二，壹字往往多義，在群經中貫通上下文，其具體意義總是確定的。前壹點突破了字書釋義的局限，後壹點為根據上下文“隨文釋訓”以確定字義的方法。這裏所概括的語文方面的解讀方法，既科學，又全面，至今仍在沿用。
戴震這封信中，在談到語文解讀方面之後，接著又談到經書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術、樂律等具體內容考實方面。他說：“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以上講不知天文歷法，難以讀通《尚書·堯典》）。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同葉）韻，則齟齬失讀（以上講不懂先秦古音，則讀不出《詩經》的押韻。按，此屬於語文問題，不屬於內容考實）。誦古《禮經》（即《儀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以上講不懂宮室的方位及衣服的用場，則難以讀懂富有典章制度規定的《儀禮》）。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尚書》地理專篇）、《職方》（《周禮》地理專篇《職方氏》）失其處所。不知少廣（開方之法）旁要（勾股定理），則《考工》（《周禮·考工記》）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三角函數的統稱），其三角即句股，八線即綴術（古天文學測算法），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禦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管子》）、《呂》（《呂氏春秋》）言五聲（音調）十二律（樂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幹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仆欲究其本始，為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懸）繩（測垂直）樹（立）槷（立於地上測日影的標桿），毫厘不可有差。”這裏戴震認為經書所載之道，除了靠語言文字表達之外，還依附於經書中名物、典制等具體內容而存在，如果不進行內容考實，對經書也難以通其道。
總之，戴震在此信中完整提出了語文解讀、內容考實，以及以此為基礎進行義理辨析而達到通其道的科學讀經路徑。這是讀經的通例，讀《論語》也概莫能外。
但是《論語》作為語錄文獻，又有其特殊性，必須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的特異方法來閱讀。例如我在拙著《論語本解》引言中曾說：“《論語》是壹部思想著作，此書在古文獻中看似語言平實，但含義深奧，各條語錄的具體語境又多不明確，必須對語言文字、思想內容，乃至歷史背景作全面註釋、考述，才能有助於真正讀懂。”又說：“本書之所以名為‘本解’，旨在參考前人的積極成果，在個人獨立研究的基礎上，力求做到語言文字的解釋與思想義理的辨析相結合，思想義理的辨析與時代背景的考述相結合，盡量對《論語》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釋，進而對孔子和《論語》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價，以避免由於主觀附會而‘誣古人，惑來者’（清代樸學家關於古文獻校釋的戒語）。”又說：“註解除了註明生僻字詞及人物、史實、典制、名物等具體內容之外，還多方取證，據以分析思想內容，力求做到訓詁、考證和義理辨析相結合，尤其註意運用材料互證，特別是以《論語》前後互證的方法，以求準確闡明孔子話語和思想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