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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筆下的老王是壹個什麽樣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荒唐的動亂的年代,作者夫婦作為學術權威被認作“反動學術權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腳下。但是,任何邪風對老王都沒有絲毫影響。他照樣尊重作者夫婦倆。他認準他們是好人,知恩必報,臨死也要去謝謝好心人。作者筆下的老王雖然窮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沒有受到任何汙染,他壹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極其純樸的好人。

1.為什麽作者壹家對老王那樣的不幸者能那麽關心、愛護?社會地位、生活條件比較優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麽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樣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

從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觀念。在作者那裏,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別很大,不過是幸運與不幸造成的差別。所謂幸與不幸,包括天賦條件、成長條件、生理條件,幸運者只有關愛不幸者的責任,沒有歧視不幸者的理由。有平等意識,才會平等對話,才會感覺人家上門來“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要求社會關心個人、同情個人,尊重個人對社會作出的貢獻,尊重人格,維護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並促進全體勞動者的全面發展。作者壹家對老王是懷有這種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癥,就送了大瓶魚肝油。他們總是照顧老王生意,坐他的車,讓他掙點錢。老王收錢常常客氣,他們總是照原價付。平板三輪不敢坐了,還是關心老王是否能維持生活。總之,對不幸者懷有壹顆愛心,才能這麽關心人,愛護人。

老王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身子僵直,樣子非常怕人,作者心裏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幾年了,作者每每想起來還感覺有愧於這個不幸者,總覺得在他生前,對他關愛不夠。所有這些,都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設所提倡的。

2.這篇寫人記事的散文,材料瑣碎,但是經過作者的組織,成為壹個有機整體。作者是怎樣組織的?

研究這個問題,可以先列提綱,再探究為什麽這樣安排。可以看出,作者是兼用邏輯順序和時間順序來編排的。開頭四段先寫老王的三點基本情況。這三點是按邏輯順序安排的。壹是職業,這是老王的謀生手段,二是生理缺陷,這是老王謀生的困難,三是居住條件,這是前兩點的結果,收入少,當然生活苦。下面三段,按時間順序,回憶老王的工作與為人,兩個片斷寫他為人好,壹個片斷寫“文革”時期,他的生計越來越艱難。最後壹個片斷,是老王離世前壹天的事情,最能見出老王心地善良。

除段落安排有序之外,還應該探究貫穿全文的線索。可以看出,作者是以與老王的交往為線索的。坐老王的三輪,壹路說說閑話,作者平易近人,老王也肯把身世相告。寫老王眼疾,說到女兒給他大瓶魚肝油,可見壹家人對老王很照顧。老王對錢家也好,在服務費上雙方總是非常客氣。三輪改平板三輪,沒法坐了,作者還是很關心老王,對老王有好處,所以老王總覺得欠了壹筆人情,在生命最後的日子也要表示感謝。以彼此交往為線索,全文壹脈相承,成為壹個有機的整體。

時代背景

首先,老王的善良是文章的唯壹描寫內容嗎?我覺得不是。文章壹開頭就寫道:“北京解放後,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壹步’,就‘進不去了’,他感嘆自己‘人老了,沒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為他是單幹戶,他靠著活命的只是壹輛破舊的三輪車。”這僅僅是寫老王的老實善良嗎?這其實不僅僅是寫老王的老實與善,更是對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的諷刺與控訴。所以,作者寫老王的善良,是放在壹個大的背景之下--那是壹個黑惡的年代。

其次,老王是壹個非常善良的人,那麽,楊絳壹家呢?文章中多次寫到楊絳壹家如何對待老王,可以看到楊絳壹家人的善良,這種善良壹直延續到了他們女兒的身上。也就是說,這篇文章不僅僅寫了壹個人的善良,而是寫壹個異常善良的人對另壹個異常善良的人的懷念,是寫善良的人們在惡的年代裏的相互取暖。

最後,文章中最核心的壹句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壹個幸運的人對壹個不幸者的愧怍。”這壹句話始終的理解:

壹、為什麽說老王是“不幸者”

文章中的老王是壹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普通勞動者。他生計的來源“只是壹輛破舊的三輪車”;他住的地方是“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幾間塌敗的小屋”;他還“瞎掉壹只眼”。此外,他“是單幹戶”,“失群落伍”;他近乎沒有親人,“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是壹個“老光棍”。無論是在物質上、生理上,還是精神上,老王都是壹個徹底的“不幸者”。

這壹點毋庸置疑。 可這樣的“不幸者”,卻在壹個歷史時間段裏,與楊絳相識。

他們的相識,從壹開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間的交流也只是局限於“閑聊”,但老王還是極為珍惜這樣的壹種相識。他以自己的方式來傳達這樣的壹種“珍惜”:“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壹倍,冰價相等”;文革期間,楊絳的丈夫錢先生“壹條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錢先生上醫院,“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 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壹點是在與楊絳壹家的交往中,他感覺到了壹種從未有過的溫暖和親近:楊絳將他視為“熟人”,願意傾聽他的“閑話”;楊絳的女兒也曾“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轉;在他為楊絳壹家付出壹些勞力之後,還總能得到壹些錢的補償。盡管有些時候,“拿錢”並非出自他的本意,但這樣的溫暖和親近,讓老王孤寂的心靈有了壹種安慰。也正是這樣的溫情,使得老王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獲得壹種心靈的寄托。老王是壹個實實在在的以勞力為生計的卑微之人,本真而質樸的天性使他對有知識的人,總懷有壹種別樣的敬仰之情,這樣的敬仰沒有壹絲的功利色彩,它全然發自內心深處。 於是,老王才在行將就木之際,拿著自己舍不得吃的雞蛋和香油來送給楊絳。老王此次來,應該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之所以拖著“直僵僵”的身軀,最後壹次來到楊絳家,很顯然有他內心的考慮;然而,他的苦心最終遺憾地為楊絳所誤解(為何造成這樣的誤解,後文還將陳述),使其成為壹種簡單的錢與物的交換。“他直著腳壹級壹級下樓去”,而那“腳步聲”踏響的又是老王另壹個意義上的“不幸”。 如果說老王既往的“不幸”,都是顯性的話,那麽這次老王所踏響的“不幸”,卻是隱性的。其關鍵之處在於老王以自己簡單的思維方式,將楊絳壹家對他的同情心曲解為家人的親情。他實心實意地做著壹切他自己以為該做的事,可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他與楊絳壹家畢竟來自不同的階層,之間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盡管那從天而降的相遇,使得他有機會“近距離”地與楊絳交流,可這樣的交流也只能停滯在物與錢交換的表層,距離心的交流極遠。心的距離,是他無論作出怎樣的努力都無法縮短的。

二、楊絳又為什麽是“幸運的人”?

楊絳的“幸運”,不僅僅是指她與老王兩人在物質上懸殊的比較,楊絳的“幸運”首先應該是在她們壹家遭逢“不幸”的時候,遇到了老王這種“最老實”的人。老王給予她壹家的幫助,可謂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老王不懂得什麽是“欺負”,“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在老王的人生字典裏,本就沒有“欺負”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實地做事。盡管生活對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還是壹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堅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雖然楊絳也有“不幸”:文革中被沖擊,自己下放到幹校;丈夫腿走不得路,還得自己煩請老王幫助送醫院。但這些在文章中只是壹帶而過。因為楊絳寫此文的真實用意,是想通過剖析自己與老王相識的點點滴滴,傳達她對人生的別樣體悟,所以其他的壹切也就不可能在這樣的壹篇短文中詳盡地表述。 楊絳同情老王際遇的“不幸”,也盡了自己的力量在經濟上幫助老王。在她看來,老王已經夠可憐的了,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壹丁點兒便宜了。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對人和對事上都堅守著壹種原則,那就是決不欠別人的情。 在她的心目中,老王與“別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對老王的付出,總是物化為用金錢給予回報:老王給她家送冰,盡管老王說“車費減半”,可她堅持不減;老王送錢先生去醫院,“堅決不肯拿錢”,可她“壹定要給錢”;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將結束時,給她送去雞蛋和香油,她還是“拿錢去侮辱他”。請註意,楊絳在這裏用了壹個特別醒目的詞:“侮辱。”它讓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寫此文時的壹種別樣心境,意蘊深遠。 我們再讀文章中的這樣兩段文字: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後轉身進屋去。他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妳既然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這裏的兩個“趕忙”耐人尋味,老王的“趕忙”是知道了楊絳“轉身進屋”的動作將意味著什麽,這是老王最不願意接受的;而楊絳的“趕忙”,是她沒有能領悟老王的心思。其實那個時候,她也無暇去領悟,因為,那時楊絳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裏”,“簡直像棺材裏倒出來的”“僵屍”,“骷髏上繃著壹層枯黃的幹皮,打上壹棍就會散成壹堆白骨”。出於壹種本能,她“害怕得糊塗”了,壹心想到的只是趕緊打發老王走。而打發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錢。我想,任何人對楊絳在這樣壹個特定時候的舉止,都沒有理由非議。 事情的結果,自然是老王無奈地接受了他最不願意接受的“錢”。從這壹個細節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楊絳與老王之間內心深處的壹種隔閡。這樣的隔閡,在文章中還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後壹次去楊絳家的“十多天”後,楊絳與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對話: “老王怎麽樣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麽時候……” “什麽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與老王有著隔閡的還不僅僅是楊絳老人,即使是與老王同處壹個階層的老李與老王也有著隔閡,雖然兩類隔閡的意義有可能不同。

然而,楊絳畢竟是壹個有著社會良知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王的死,促使她“壹再追憶”老王生前留下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對他的“謝意”,可楊絳得到的卻是“心上不安”。這樣的“不安”,不停地拷問著她的靈魂,使她頓然了悟:自己既往與老王之間的點點滴滴,是那樣的不公平;自己對老王“錢”的回報與老王對自己“心”的付出相比較,是那樣的微不足道。這於她而言無疑是壹種揪心的痛。這也正是“幾年過去了”之後,楊絳反思生活的壹種精神的自省。知識分子精神的自省,又何嘗不是另外壹種意義上的“幸運”呢?

其實,楊絳文中結語的“幸運的人”,原先是“多吃多占的人”,作者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改動,是有她深層次的考慮。我想,這大概也就是楊絳所說的“壹個幸運的人對壹個不幸者的愧怍”的真正原因吧。

還有壹點作為補充:老王這樣的壹個普通的人,最終讓楊絳老人深刻地覺悟出人生的“愧疚”,而她又將這壹切質樸地昭示於後人,那又該是後人的“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