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我國史學得到新的發展，出現了紀傳體的歷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
司馬遷《史記》是司馬遷所作，它最初沒有固定的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稱“太史記”。“史記”本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代，封建經濟有很大發展，文化學術也隨之出現繁榮局面，地主階級為鞏固政權，借鑒前代統治經驗，迫切要求編寫壹部通史，以“通古今之變”。於是在中央設史官，編修歷史，《史記》就是在這種客觀形勢下出現的。
司馬遷（前145—前86），字子長，左馮翊夏陽縣龍門人（今陜西韓城縣芝川鎮）。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歲時隨父親司馬談到京都長安。司馬談的遠祖世代為史官，在他前幾代曾壹度中斷，這時又被召人京師，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在中央政府***任三十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負責管理皇家圖書、收集史料、編寫國史、研究天文歷法的官員。司馬談學識淵博，著有《論六家要旨》，對先秦的主要學術流派做了頗有見地的論述。他有感於國史多年無人編撰，決心編寫壹部通史，從構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準備，並寫出部分篇章。但願望未及實現即故去。臨終前囑咐兒子完成他的未竟事業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的《史記》就是起端於司馬談，為繼承父親遺誌而作。
司馬遷生活在這個家庭，得到父親培養，十歲已讀大量的今文書籍，並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篆文）著作，諸如《尚書》、《左傳》、《國語》、《世本》，都壹覽無遺。後又從董仲舒、孔安國學習《公羊春秋》、《古文尚書》，二十歲時，他懷著遠大抱負和對祖國的深沈熱愛，遊歷東南名山大川。以後，他又結合奉使十征，隨漢武帝外出巡行封禪，到過更多的地方。他壹生除今閩、廣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通過實地調查，為後來寫作《史記》打下堅實基礎。
司馬談死後三年，38歲（前108）的司馬遷承襲父親官職任太史令，從而有機會閱讀大量的國家藏書，“紳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太初元年（前104），42歲的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訂太初歷，同時正式開始撰修《史記》。天漢二年（前99），李陵敗降匈奴，朝中壹些大臣趁機落井下石，說李陵壞話。司馬遷對此不平，認為李陵雖舉事不當，但他艱苦奮戰，功績顯著，投降實屬無奈，從他平素為人及敵我實力對比分析，司馬遷認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於不得已，他壹定會尋找時機報答皇恩。司馬遷在朝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古代風景畫鑒賞漢武帝，認為司馬遷贊揚李陵就是有意詆毀與他同時出征的李廣利（武帝寵妃李夫人之兄），便將司馬遷下獄，又於第二年下蠶室，處以腐刑（即宮刑）。他認為受此刑是奇恥大辱，他在給友人任安信中說：“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後彌甚耳！”“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他雖萬分痛苦，但對事業的執著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黨非常之人”在逆境中發憤的先例，決心活下來，在獄中懷著悲憤繼續寫作。這壹遭遇更加深了他對封建專制主義的認識，對他的封建異端和非正統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出獄後，他繼續擔任中書令，更加奮發地寫作。太始四年（前93），他53歲時，終於完成這部空前的歷史巨著。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作《史記》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探究社會發展，總結歷史經驗）。不久這位史壇上的啟明星便溘然長逝。這部遺著到漢宣帝時才由他的外孫楊惲公諸於世。
《史記》記事始於傳說中的皇帝，止於漢武帝太初年問，把幾千年間零散的歷史資料，加以整理、審核、排比，“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分別歸類於壹百多個歷史人物傳記中。《史記》敘述上下三千年歷史，尤詳於戰國、秦、漢。全書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壹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我國第壹部紀傳體的通史。
“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歷代帝王的言行和政事，從五帝開始，至漢武帝為止，這是本書的總綱。“世家”記載諸侯國的興衰，及其子孫世襲（如《越王勾踐世家》、《留侯世家》）。“列傳”主要記載官僚、士大夫、名人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寫壹個人物的，後人稱之為“專傳”（如《淮陰侯列傳》）；寫兩個或兩個以上人物的，後人稱之為“合傳”（如《廉頗與藺相如列傳》）；把類似的人物記在壹起，不管他們是否同時代的人的，後人稱之為“類傳”（如遊俠列傳》）；此外還有“附傳”；也有少數民族和鄰國的歷史（如《匈奴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記敘錯綜復雜的人物、史事，作為本紀和列傳的補充。
“表”又分為年表、世表、月表三種。年表是按年代編排的（如《六國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為年代久遠，不好按年記載（如《三代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際月表》，是因楚漢相爭僅幾年，事件變化多端，按年記敘不足以反映豐富的歷史現實。“書”則是分專題記載各種典章制度的專篇。如《平準書》系統地敘述了漢代社會經濟情況；《河渠書》敘述了歷代水利情況；《歷書》、《天官書》敘述了當時的歷法和天文學的概況。
就全書的體例而言，世家、本紀和列傳都是人物方面的傳記，是全書的主體，也是思想性、藝術性最強的部分，因而價值最高。又通過書、表互相配合補充，使全書體系完整，疏而不漏，是壹部具有壹定規模的百科全書。人們把《史記》的編寫方法，叫做“紀傳體”。用此法編寫歷史，是司馬遷的創造。在它之前的史書，或以年代為順序的“編年體”（如《春秋》），或以地域為限的“國別史”（如《國語》、《戰國策》），而《史記》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繼《史記》之後的正史（從《漢書》至《清史稿》）都沿襲了《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例，在寫作方法上司馬遷把自己的觀點褒貶貫穿在敘事當中，即“寓論於史”。在篇末，還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簡潔的語言寫成史論。
司馬遷對調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資料，進行認真的分析、核實、去偽存真，因而使《史記》記述的真實性較可靠，如《史記·殷本紀》中所記的殷代先公先王，與河南安陽發現的甲骨文對勘，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殷本紀》差錯甚少。司馬遷這種嚴肅認真壹絲不茍的態度，使《史記》獲得了崇高的聲譽，被稱為“實錄”，成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記》壹書的思想價值而言，表現了比較進步的歷史觀。首先，《史記》壹書，比較重視社會經濟的記載。司馬遷意識到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變動，他試圖通過經濟現象來考察社會歷史的演變，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作《平準書》，以觀事變。”在它的影雪後景像響下，後世正史都沿襲它的體例，設《食貨誌》。其次，《史記》在評價、論斷史事方面，並沒有完全為儒家思想所束縛，而是能夠較多地反映歷史的真實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較為科學的論斷。如他敢於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與貪婪，真實地反映歷史的某壹個側面。對於漢代開國皇帝劉邦，除贊揚他建立西漢的功績外，對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貪色，好吹牛說大話，為人殘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畫；對漢武帝迷信方術，重用酷吏的過失，也絲毫不加掩飾。同時，司馬遷對當時的社會底層人物充滿同情和歌頌，為他們立了許多類傳，如《遊俠》、《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記錄他們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貴的是，他把陳勝起事與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因此，司馬遷把陳涉列為世家，與歷代侯王勛臣同列。同時，把項羽列入本紀，不以成敗論英雄，都反映他具有遠見卓識。班固作《漢書》，雖然照抄《史記》，卻把陳涉編入列傳，並刪去“由涉首事”這句頌揚的話。壹揚壹貶，相比之下，司馬遷的史學思想是比班固進步的。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正是司馬遷史學思想上的貢獻所在，也更可證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統，也就是正宗儒學立場上來立論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絲毫無損於《史記》的光輝。
《史記》在文學上的成就也是極為突出的。在註意忠於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稱道，壹方面是議論卓越，壹方面是記事生動。它在紀傳中，塑造了眾多而鮮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寫叱咤風雲的項羽，豁達大度不拘小節的劉邦，機智勇敢的藺相如，禮賢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荊軻。《史記》***塑造了幾百個人。古代風景畫每個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來感動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現了司馬遷有高超的藝術刻畫才能。他的刻畫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現人物性格的細節來描寫，通過人物的語言來描述。“火牛陣”、“鴻門宴”，“垓下之戰”等等有許多生動的場面，既是歷史的真實記錄，也是文學的再創造。在語言上也是十分註意以平易代艱深，廣泛地運用口語，使人感到繪聲繪色，生動優美，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如同壹篇篇有趣的小說。而語言之精確、邏輯之嚴密，又使人感到像壹篇篇科學論文。《史記》不愧為壹部具有高度藝術性的文學巨著，如果說屈原是我國第壹個偉大詩人，司馬遷則是我國第壹個偉大的史學家、散文家，魯迅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很中肯的。《史記》是我國第壹部通史，其中許多動人的故事，如《霸王別姬》、《將相和》都成為後世小說和戲劇的題材。
我們在充分肯定《史記》的同時，也應指出，司馬遷著書，終極目的仍然是維護封建統治，他的歷史觀還有不少唯心主義成分。如認為秦古代人物圖鑒賞的統壹是“天所助焉”，劉邦是“受命而帝”，這主要是由於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馬遷對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所以，他壹直被尊奉為我國古代的史學大師。《史記》被認為是我國古代史書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價值。
《史記》問世後，對史學、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歷代的史學家、文學家多從《史記》中吸收豐富的營養，每個時代都出現了專門研究《史記》的學者。僅是歷代為《史記》作註的就很多，現存最早的舊註是劉宋裴馬固的《史記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經典和各種史書來註釋文義，吸收了前人的壹些成果。唐朝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既註音，又釋義，比《集解》前進了壹步。唐朝張守節花費了畢生的精力，寫了《史記正義》，比《集解》、《索隱》又有所提高。
這三家的註釋，人們公認是《史記》舊註的代表作，稱為《史記》三家註。最早的三家註都是各自單行，到宋朝，才把三家註排列在《史記》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國也不斷出現研究《史記》的專家，如日本人瀧川龜太郎編著《史記會註考證》，匯集諸書，頗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