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壹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揭示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譽為“詩史”。
他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回旋往復，標誌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
杜甫壹生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所以被後世尊為“詩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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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壹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
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杜甫出生在壹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
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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