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時期，是門閥大族發展的頂峰，他們既掌握政權又掌握兵權。
渡江以後，權力最大的是王家。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王與馬***天下”（《晉書·王敦傳》）的說法。王導居中掌朝中大權，王敦領兵屯駐荊州，居戰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東即帝位時，百官皆陪列，卻令王導升禦床***坐。玉導固辭，說：“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說話。
王氏之後，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權又握兵權。庾亮在朝廷作宰輔，庾翼、庾冰壹直領兵。
庾氏之後是桓氏。桓溫領兵，桓家子弟都領兵。桓玄還領兵自上遊入建康，廢了晉帝作起皇帝來。
桓氏之後是謝氏。謝安掌政，謝玄、謝石、謝晦都領兵。謝氏是門閥大族中最後壹家掌握兵權的。他們也代表門閥大族作了最後掙紮。在寒門出身的劉裕興起以後，謝晦還領兵居上遊荊州重地，他與宋文帝之間的鬥爭，除他們個人間的恩怨和權力的鬥爭外，多少也反映了門閥大族和寒門的權力爭奪。直到謝靈運壹個文人，還想用兵奪權。
門閥大族的權力，在劉裕起來後受到挫折。寒門素族在政治上漸強起來。劉裕集團，從文到武多出自寒門，可以說是個寒門集團。他的手下如劉穆之是“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宋書·劉穆之傳》）。徐羨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諸生”（《資治通鑒》卷壹二○）。武將如劉毅“家無擔石之儲”（《宋書·武帝紀上》）。
門閥大族權力衰落了，並不是說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有什麽衰落。門閥大族丟掉了政權和兵權，政治地位卻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祿，門閥大族還有壹定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門閥大族之所以丟掉權力，壹方面是由於新興的皇家如宋和南齊都是要求加強君權的。要加強君權，他們就樂意用易於指揮的寒人；另壹方面也是由於門閥出身的人，輕視世俗事務，脫離實際，逐漸喪失了處理政治事務的能力。這種情況，在東晉時已經出現。《世說新語·簡傲篇》載有桓沖、王徽之這樣壹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車騎（沖）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騎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這個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門閥士人既無行政能力，也不屑於過問行政事務。宋齊時期，寒門庶族逐漸取代門閥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權。《宋書·恩幸傳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近，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途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時，中書通事舍人秋當、周糾，出身寒門，並管要務。孝武帝時，巢尚之、戴法興並為中書通事舍人，參與“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凡詔敕施為，悉決於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民間稱戴法興為“真天子”（《宋書·恩幸·戴法興傳》）。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明帝時，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為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臺小吏，王道隆初為主書書史，楊運長初為宣城郡吏。
南齊時，任中書通事舍人的有：紀僧真、劉系宗、呂文顯、呂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門戶低賤，或起自小吏，但“既總權重”，都“勢傾天下”（《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中書通事舍人是中書省中的低級職位。魏晉時期，中書省權在監、令、侍郎；至南朝，中書省權在中書通事舍人。而監、令、侍郎成了清貴職務，但卻無權了。茹法亮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太尉王儉說：“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傳》）
南朝的門閥士族，壹般已滿足於無權的高官厚祿。雖然他們在經濟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隸，在社會地位上，還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貴身份，但較之東晉時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簽制，朝廷對宗室和地方的控制來、齊時期，有壹種典簽制度。這是加強皇權，控制宗室和地方權力的制度。
宋、齊都用自己的子弟擔任各州刺史。這原是壹種保衛朝廷的辦法。但從西晉以來，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鎮長官，其結果不僅未起到保衛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為威脅和顛覆朝廷的力量。宋、齊都接受了以宗室諸王任州鎮長官的辦法，但卻指派皇帝的左右親信去作諸王的典簽，代諸王批閱公文。典簽的職位雖低，實權卻很大。朝廷通過典簽控制諸王、控制州鎮。①“不問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論語》中語。
典簽權力之大，甚至諸王的生活、行動都要受典簽的控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年論事，皆簽前直敘所論之事，後雲謹簽，月日下又雲某官某簽，故府州置典簽以典之。..宋世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簽，典簽之權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長王臨藩，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齊書·武帝十七王列傳論》稱：“帝王子弟，..齠年稚齒，養器深宮。..朝出閫閨，暮司方嶽。帝子臨州，親民尚小，..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屈，動應啟聞。..行事執其權，典簽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風，在齊而彌弊也。”典簽權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簽趙渥，趙猩啟其得失，即召還京。宜都王堅，舉動每為典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暫遊東堂，典簽姜秀不許。還，泣謂其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求熊白，廚人答以無典簽命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侍讀鮑僎，典簽吳修之不許，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殺典簽者，則必制以專輒之罪。魚復侯子響憤殺典簽吳修之，遂以抗拒臺兵被殺。齊武帝聞之說：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聲喊：諸王都應反？帝問故。對曰：“諸王無罪而壹時被囚，取壹挺藕、壹杯漿，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但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典簽小官，權重如此。
典簽之設置，即使把諸王、刺史的壹舉壹動都管起來，也不足以解決朝廷與地方間的矛盾。皇帝、諸王，是親父子兄弟。親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殘殺。典簽是皇帝的親信，他們也可以參與諸王地方集團對朝廷的反抗。權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權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讓。這在歷代政治史上已習見，在宋齊時期，君臣、父子、兄弟間的鬥爭以至屠殺，比前後各朝代表現更為殘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間宋文帝以弟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和揚州是長江流域經濟開發的兩個重點地區。《宋書·何尚之傳》稱：“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荊以閫外。”沈約在傳後又發揮了壹句：“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荊楚。..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彭城王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宋書·彭城王義康傳》）。文帝以義康為荊州刺史，都督上遊八州諸軍事，是對這個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祿大夫範泰對司徒王弘說：“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還入朝，***參朝政。”（《資治通鑒》卷壹二壹）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請求解職，讓義康入朝主持政務。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見，命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使義康和王弘***輔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讓義康主政。從此時開始，朝廷內外大權集中在義康手裏。前面引錄的文帝給義康的信，就是這時寫的。
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事，又漸漸不滿意。他想作揚州刺史。他對人說：“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可臥治！”元嘉九年，王弘死。義康改領揚州刺史，達到作揚州刺史的目的，並且獨攬朝政。
義康仗恃天子之親弟，又喜問政事，遇事常自己專斷，不請求文帝的詔旨。有的人看見義康權力大，遂來依附。太子詹事劉湛和領軍將軍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還曾把劉湛推引給文帝。殷景仁得幸於又帝，官職比劉湛為高，劉湛便極不高興。劉湛曾作過義康的長史，有這層舊關系，這時義康專掌朝政，劉湛便委心自結，希望因義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罷黜殷景仁。可是，義康愈是說殷景仁的壞話，文帝對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為中書令、中護軍。從這裏可以看出，文帝對義康的專權已經不高興了。劉湛初到朝廷來時，文帝對他禮遇甚厚。他善論治道，熟悉前代故事，聽者忘倦。後來結黨朋比，煽惑義康。文帝對他極不喜歡，但表面。上還忍耐著。文帝對親近人說：往日劉湛來見我，我“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資治通鑒》卷壹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劉湛就對義康等說：“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禦！”他還常到尚書議曹查看晉成帝末年立康帝的舊事，為文帝死後立義康為帝作準備。劉湛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聞，雖然為了義康間兄弟關系，還未有所發作，但“自是主、相之勢分矣”。
矛盾終於爆發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行，在獄中處死，並誅其子及黨羽。義康上表遜位，文帝以義康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他向文帝辭別，文帝對他沈默哭泣，不說話。他動身去豫章的時候，文帝遣沙門慧琳去送他。他問慧琳：“弟子有還理不？”慧琳說，“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史說義康雖然“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進”，“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
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丹陽尹徐湛之密謀殺文帝，迎立義康，徐向文帝告密，事敗孔被殺。事情自然連及義康，被削爵治罪，義康及其子女皆降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今廣西賓陽東）。義康在安成，讀書讀到漢淮南厲王長事，廢書長嘆說：“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
義康壹再獲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會稽長公主的保護。會稽長公主是劉裕的長女，文帝對她很尊敬。她嘗對文帝說：“車子（義康小字）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說罷慟哭。文帝指蔣山發誓說：“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宋書·彭城王義康傳》）初寧陵，指劉裕的陵墓，墓地在蔣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打算推奉義康為主。事敗，被殺。
義康不死，對文帝說終究是壹塊心病。胡誕世反時，江夏王義恭就對文帝說：“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資治通鑒》卷壹二六）。義康不願就徙。文帝猶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燾大軍南征，到瓜步。當時人情洶洶，文帝怕有人奉義康為亂，太子劭、武陵王駿、尚書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對義康早作處置，文帝遂賜義康死。骨肉關系終究抵不過權力之爭，蔣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勁，“好讀史書，尤愛弓馬。..意之所欲，上必從之”（《宋書·元兇劭傳》）。看來，劭有文武才具，並且自幼為文帝所喜愛。瓜步之戰，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禦。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文帝欲興師北伐，太子劭和護軍將軍蕭思話等都表示反對，唯吏部尚書江湛、丹陽尹徐湛之善窺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說不斬此兩人，無以謝天下。由此，太子劭與文帝的寵臣徐湛之、江湛結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對太子劭還很信任，為了防備宗室諸王謀亂，使太子東宮甲士數與羽林兵相等，有壹萬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後，文帝和太子劭之間漸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發生巫蠱事。文帝寵愛潘淑妃，潘妃生子浚與太子劭壹同搞巫蠱。文帝對潘妃說：“太子圖富貴，更是壹理，虎頭（浚小字）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壹日無我耶？”（《資治通鑒》卷壹二六）巫蠱是刻木人，埋地下，詛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這樣的話。
文帝欲廢太子劭，賜浚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浚。劭遂起兵入宮殺了文帝，並殺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起兵尋陽討劭。經過壹場戰爭，劭敗被殺。武陵王駿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與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劉駿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時，他的叔父南郡王義宣任都督荊、雍、梁、益、湘、交、廣、寧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宋書·南郡王義宣傳》）。孝武帝想調義宣為丞相、錄尚書事。義宣不聽調動。壹些野心家如臧質、魯爽等恭維他，勸他稱帝。義宣遂舉兵反。義宣是個庸才。司州刺史魯秀聽他哥哥魯弘的話跟隨義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謁見義宣，出來後捶胸後悔說，“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資治通鑒》卷壹二八）。魯秀說他是癡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慶之、薛安都迎戰魯爽，以柳元景、王玄謨迎戰義宣。戰爭的結果，沈慶之敗魯爽，於軍斬之。柳元景大敗義宣軍。義宣兵潰，單舸逃走，不知所措，閉戶而泣。臧質敗回尋陽，被殺。義宣敗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殺義宣後，更大殺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後殺了武昌王劉渾、竟陵王劉誕、海陵王劉休茂、南平王劉鑠等。
揚州刺史、竟陵王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近，更徙廣陵”。並使心腹大臣劉延孫“鎮京口以防之”。競陵王誕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準備，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廣陵城池，積聚糧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劉誕欲反。孝武帝命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圍廣陵。城破，殺誕，誕母、妻皆自殺。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余口。
孝武帝聽到廣陵已破，誕死，高興極了。他出宣陽門，命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侍，獨不呼萬歲。孝武問他：“卿何獨不呼？”蔡興宗說：“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資治通鑒》卷壹二九）
孝武帝的兒子前廢帝子業，是壹個更為殘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討殺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義恭，並殺其四子。殺大臣柳元景並其八子、六弟及諸侄，又殺大臣顏師伯並其六子。又遣使誅殺江夏王義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對大臣說打就打，如對待奴隸。又殺新安王子鸞，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又要殺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殺會稽太守孔靈符、寧朔將軍何邁，殺三朝元老大臣沈慶之和領軍將軍王玄謨。
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佑，都是前廢帝的父輩。前廢帝把他們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任意折磨。
前廢帝作惡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終日戰栗，各有異誌，中外騷然。最後，宮省內外結合把他殺掉。湘東王彧即帝位，是為明帝。前廢帝於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殺，在位壹年有半。
宋、齊宗室的災難宋、齊宗室，特別是皇帝的近親有資格繼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擁護者視為潛在的威脅，成為猜忌的對象，以至成為斬除的對象。這在宋明帝和南齊明帝時特別顯得突出，這時的宗室很難免於身亡家破的災難。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反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起兵響應子勛。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許多地方郡守都起兵響應子勛。“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資治通鑒》卷壹三壹）
明帝靠“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經過艱苦的大戰，最後戰勝子勛和各路放軍，取得勝利，殺（時年十壹歲）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接著，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皆賜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殺光了。
明帝後期，身體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後，他的弟弟們將不利於他的太子，於是又拿他的弟弟開刀。泰始十年（471），先從性情剛狠的南徐刺史晉平王休佑開始，命人把他從馬上擠下來加以毆拉致死；繼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臨死，罵道：“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資治通鑒》卷壹三三）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膽小謹慎，但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陽玉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吳喜在晉安王子勛起兵時，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吳頗得民心，他對親信劉勵等說，“（喜）泰始初東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尋喜心跡，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己耳。”（《資治通鑒》卷壹三三）因此，功勞卓著的吳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嚴重了。時後兄王景文為尚書左仆射、揚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後，皇後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為宰相，對兒子不利，便送毒藥給他賜死。
明帝死，子蒼梧王即位，年十歲。這時，宗室的勢力是削弱了，但權臣的勢力發展起來。蕭道成逐漸掌握政權，殺蒼梧王，立順帝。不兩年，蕭道成消滅了尚書令袁粲和荊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壹場禪讓劇，宋順帝把皇位讓給蕭道成。
蕭道成殺宗室子孫也是很殘酷的。《南史·宋本紀下》記載：“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出死矣。”即皆被蕭道成殺了。
蕭道成曾告誡他的兒子武帝說：“宋氏若不骨肉相踐，他族豈得秉其衰敝。”因此，當南齊武帝時，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時候，他就大殺齊高帝（蕭道成）和齊武帝（蕭賾，道成子）子孫。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殺絕了。
宋、齊大殺宗室，是因為怕這些宗室起來奪取皇位。事實上，宋齊時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爭奪皇位，其中有的還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奪得皇位。但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晉安王子勛起兵時只有十歲，那有幾歲的孩子就能指揮大軍起兵反叛。這與他們手下的官佐有很大關系，他們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貴。
門閥大族離開必爭的“權力”，倒是因禍得福了。他們壹般滿足於高官厚祿的榮譽地位。他們起家都作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秘書丞等官，這些官職品位雖然不高，卻極清選。當時有所謂“黃、散之職，故須人地兼美”（《陳書·蔡凝傳》）、“秘書丞，天下清官”（《南史·張裕傳附曾孫率傳》）的說法。他們不須爭鬥，就能“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他們中有點野心的，也不過如王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南史·王弘傳附子僧達傳》），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南史·王弘傳附曾孫王融傳》）。他們優遊歲月，無案牘之勞神，不必為政治鬥爭互相殘殺而驚心，也不必為改朝換帝而動容，君統變易，朝代更叠，與己無關。他們像別人結婚時的賓客壹樣，有時為受禪者授璽而已。有這樣壹個故事：宋末司空褚淵的兒子褚責去看望從叔褚炤，炤問：司空今日何在？賁回答說：奉璽紱在齊大司馬（蕭道成）門。炤不高興地說：“不知汝家司空，將壹家物與壹家，亦復何謂！”（《南史·褚裕之傳附從孫炤傳》）對待改朝換代，他們漠然置之，因為改朝換代也不會影響他們的地位和榮譽。《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稱：“自是（指魏晉）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壹。”南朝帝室間的殺戮和門閥大族對政治風雲的漠不關心，只是當時政治鬥爭和腐敗的不同表現。
梁武帝的協調政策梁武帝蕭衍，是南齊的皇室。其父蕭順之在蕭道成代宋的過程中，曾立下汗馬功勞。在南齊明帝大殺宗室的過程中，順之的壹家沒有被殺。
蕭衍是蕭順之的第三子。史稱他“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南史·梁本紀》）。他與蕭子良結交，是“八友”①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頗有影響。東昏侯統治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梁書·武帝紀》上）。蕭衍看到齊朝統治已不會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陽暗中大作準備“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南史·梁本紀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蕭衍於襄陽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因當時南齊的統治已腐朽之至，完全喪失了民心，故蕭衍①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召攬文學之士，蕭衍、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沈約、謝眺聚集於其間，號為“八友”。
起兵後“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壹時聲勢大振。經過二年多時間，終於廢齊建梁。
梁武帝統治的時間近半個世紀（502—548），是南朝諸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的統治，可分兩大時期。前期的統治較為安定，《梁史·武帝紀贊》稱：“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壹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他稱帝之前，在基層政權機構幹過壹些年，有壹定的從政經驗，對齊末的腐朽統治耳聞目睹。故即位後，所實行的政策大都對梁的政治的安定，經濟的復蘇發展有益。梁武帝重視統治階級內部門閥大族與寒門素族之間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調和政策。他壹方面采取重用門閥中人，維護和擴大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使這部分人成為穩定政權的支持力量。同時，也註重寒門才學之士，起用他們擔任機要之職。例如，他十分寵信的朱異，“遍覽五經，尤明禮、易”（《南史·朱異傳》），就出自寒門。門閥大族和寒門並重，是梁武帝選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認為宋、齊動亂，是皇帝禦下太嚴所致。他竭力寬厚待人。在皇室內部，他想用骨肉恩愛來代替骨肉相殘。他早年無子，將侄兒蕭正德作嗣子。後來生了蕭統，又將蕭正德送還。蕭正德從皇帝當然的繼承者變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後來蕭正德又從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還毫不責備。梁武帝對待兄弟也很寬容，他的六弟蕭宏“性愛錢，百萬壹聚，黃榜標之。千萬壹庫，懸壹紫標。如此，三十余間”（《南史·梁臨川王宏傳》）。他原以為蕭宏在私藏武器，後來看到只是財物，便稱贊他會積財。梁武帝還令蔡法度為尚書刪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後又令尚書令王亮、吏部尚書範雲、尚書仆射沈約等加以修訂。宋齊只沿用晉律，無所創制，至此開始有了比較完備的刑律。但《梁律》“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隋書·刑法誌》），對官吏犯罪幾乎沒有約束。
梁武帝這些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措施，對於維系統治集團內部團結，不能說沒有壹點作用。但“急於黎庶”，終於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緩於權貴”，又使統治集團無法無天，最後終於釀成惡果。但在梁武帝統治的前期，這些矛盾還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壹個粗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