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杜牧詩的藝術風格，劉熙載有壹個總的概括：“杜樊川詩雄姿英發。”（《藝概·詩概》）劉氏所謂的“雄姿英發”，是與李商隱詩“深情mián＠⑴邈”的風格相比較而言的，意思是說，杜牧的詩在內容上多表現詩人救國救民的豪情壯誌，在藝術形式上註重雄俊之氣的宏放暢達與情感的宣泄激越，有壹股豪邁俊爽之氣。這是從內容與形式的統壹中對杜牧詩的風格所作出的比較準確的評價。壹個詩人的藝術風格，是他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主要思想特點和藝術特點相對穩定的綜合體。在這個綜合體中，始終有壹個主調、主旋律，把握住了這個主調、主旋律，也就認識了壹個詩人藝術風格的主體。用“雄姿英發”來概括杜牧詩總的藝術風格，可以說是抓住了最主要的特點，這對杜牧的七律詩無疑也是適用的，它是我們認識杜牧七律詩藝術風格的基礎。但是，同壹個詩人所寫的不同體裁的作品，其風格也會在總的藝術風格的基礎上呈現出某種個性差異，這正是詩人在藝術上臻於成熟的標誌。杜牧的七律詩，就是以“雄姿英發”的總風格為基調而有時又別具壹種特點。
劉克莊雲：“牧於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後村詩話》）楊慎也說：“（杜牧）詩豪而艷、宕而麗，於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升庵詩話》）所謂“拗峭”，壹方面是指用不依律體常格而加以變化的詩句所造成的陡直峻拔的氣勢；另壹方面是指在律詩中所表現出來的與古體詩有某種相似的豪宕雄渾的意境。推原諸家論旨，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杜牧七律詩的藝術風格：以雄姿英發為最主要的特征，有時在律體中又故作拗句或出以古意，表現出壹種勁直峻峭、氣力健舉的氣勢，從而更增強了雄渾豪宕的意境。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
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
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壹笛風。
惆悵無因見範蠡，參差煙樹五湖東。詩人登臨覽勝，托物抒懷，氣含廣宇，思接千載。首聯由眼前景物興起六朝興亡之感，言昔日的衣冠文物，盡成荒草，唯有淡天閑雲，今古所同，筆力貫註，大有包舉宇內，含蓋千古之勢。頷頸兩聯寫宛溪壹帶的山色水聲、飛鳥居人、深秋簾幕、落日樓臺，壹幅壯闊的山川風物秋景圖，如現目前。尾聯抒登閣遙望五湖所產生的思慕古人的豪情，表現了對功成名就後泛舟太湖的英雄人物範蠡的向往。全詩情景交融，氣魄壯偉，沈雄勁健而不失於木質枯直，有韻致而不流於柔弱無力。薛雪《壹瓢詩話》說：“杜牧之晚唐翹楚，名作頗多，……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直造老杜門墻，豈特人稱小杜而已哉。”其實，這首詩不僅直造老杜門墻，而且登堂入室，得其真髓。
但是，對杜牧這首詩的格律法度，有人卻提出異議，如謝榛在《四溟詩話》中就說：“杜牧之《開元寺水閣》詩，……此上三句落腳字，皆自吞其聲，韻短調促，而無抑揚之妙。”《貞壹齋詩說》亦雲：“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這裏實際涉及到對律詩中“拗峭”現象的看法問題。按詩法，律體中不宜雜以古句；古體中不宜雜以律句。古詩重氣勢，講究勁健古樸；律詩重聲韻，講究婉轉流暢。但是，如果將這兩種詩體的特點各自推向極端，則古詩就會木質無文，板滯呆相；律詩就會華麗柔靡，流於無力。相反的，如果在正體律詩中穿插安排壹些古體詩句，使之成為變體，則可使律詩在婉轉流麗中增加壹些質樸勁健、峭拔頓挫的特色。這正如劉熙載所說：“古體勁而質，近體（按指律詩絕句壹類格律詩）婉而妍，詩之常也。論其變，則古婉近勁，古妍近質。”（《藝概·詩概》）所以，大凡有作為的詩人，既能遵循詩法，而又不泥於成法。沈德潛說：“詩貴性情，亦須論法。……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說詩＠⑵語》卷上）沈氏本是典型的臺閣體詩人，他論詩和選詩“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聲調”（《唐詩別裁集序》），即除了在內容上要體現溫柔敦厚的詩教外，對格律和聲韻等詩法亦頗重視。但他並沒有把詩法看成死法，而是主張“以意運法”，反對“以意從法”。王夫之則說得更直接：“《樂記》雲：‘凡音之起，從人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為音律之準。‘壹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不可恃為典要。”（《jiāng＠⑶齋詩話》卷二）王氏承認格律詩要講究格律法度，但也反對把死法當作典要。所以，杜牧的七律詩在雄姿英發的基礎上有時“寓少拗峭”，這並不是不懂詩法，而是有意為之，正體現了杜牧七律詩藝術風格的壹種個性特點。
杜牧七律詩雄姿英發、豪宕勁健的藝術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呢？其原因當然很多，我想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些分析。
壹種詩歌藝術風格的形成，與詩人本身的政治抱負、生活經歷、個性氣質、感情色彩等有著最為密切的聯系。西方文藝評論家有“風格就是人本身”（布封語）的說法；中國古代著名的文藝批評家劉勰也說：“各師成心，其異如面。”（《文心雕龍·體性》）可見，從壹定意義上來說，藝術風格乃是作家的個性在文學作品中的折光反映。
杜牧在政治上豪放有為、剛直敢言，有雄心大誌。《新唐書·本傳》說杜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又說他稟性“疏直”。他在《郡齋獨酌》詩中闡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弦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shān＠⑷壹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政治上的豪情壯誌與遠大抱負壹方面決定了他的七律多是論政談兵的奮發有為之言，另壹方面又決定了其七律多表現出壹種豪宕雄渾、勁健挺拔的氣勢。例如對中晚唐時西北異族統治者侵邊擾民的嚴重問題，杜牧在其七律詩中多有反映。如《河湟》：
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
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
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
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詩人歌頌了曾經有意收復邊土的代宗時的宰相元載和曾想有所作為的唐憲宗，但他們都是宿願未了，賫誌而沒。作為審美客體的元載和憲宗，他們是美的，是壹種壯美。詩人又盛贊了淪陷區人民丹心不改，白首望歸的民族氣節。作為審美客體的淪陷區人民，他們也是美的，同樣是壹種壯美。詩人把有作為的皇帝和大臣以及有民族氣節的人民作為審美對象加以贊頌，這就奠定了全詩雄壯的基礎。但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杜牧能夠把審美客體與審美主體融為壹體，通過對審美客體的贊頌抒發詩人自己渴望安邊復土、實現國家統壹的豪情壯誌，使全詩顯得沈雄豪壯。這正象他在七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中箭身死》詩中所說的“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壹樣，他明確地表示，自己並不是壹個貪生怕死的書生，為了邊境的安全，他願意投筆從戎，請纓執戈，親自上陣殺敵。詩句的字裏行間，洋溢著詩人赤誠豪邁的報國之情，而全詩的豪放之氣與壯美意境躍然紙上。
如果說杜牧性格中豪放有為的壹面主要影響到他的以抵抗異族入侵與削平藩鎮割據諸問題為題材的七律詩的風格，那麽，杜牧性格中剛直敢言的壹面則主要影響到他的以反對朝廷內部的邪惡勢力為題材的七律詩的風格。如七律《李給事》就是針對發生在文宗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變”中的人和事有感而發的：
壹章緘拜皂囊中，sù＠⑸sù＠⑸朝廷有古風。
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
紛紜白晝驚千古，＠⑹＠⑺朱殷幾壹空。
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事變的壹方是宦官頭子仇士良，另壹方是文宗的寵臣李訓與鄭註。對這次事變的性質我們姑且不論，只就兩方代表人物的個人品質來講，仇士良的專權跋扈，已到了炙手可熱的地步。面對“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天”（《韻語陽秋》卷九）的嚴酷現實，大多數士大夫都敢怒而不敢言，但杜牧卻說“紛紜白晝驚千古，＠⑹＠⑺朱殷幾壹空”，揭露了他在事變中對大批朝官株連濫殺的罪行及由此所造成的恐怖氣氛，這應該說是很有膽量的。至於事變另壹方的李訓與鄭註，他們想清洗宦官的動機，未嘗不善，但量狹才短，個人品質同樣太惡劣了。據《新唐書·李訓傳》載，李訓大權在握之後，“挾註相朋比，務報恩復仇。……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驚”，杜牧的好友李中敏（即李給事）就是李訓與鄭註的直接受害者。面對這樣的恐怖局勢，杜牧卻說“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把李鄭二人比作漢武帝時屢興巫蠱之獄以殘害忠良的江充，斥責他們是得幸用事的佞人，這也應該說是極有膽力的。
杜牧對“甘露之變”兩方的代表人物都作了批判，但對李中敏卻極為贊頌：“壹章緘拜皂囊中，sù＠⑸sù＠⑸朝廷有古風。”為什麽贊頌李中敏？就因為李中敏“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舊唐書·李中敏傳》）。李中敏在大和六年（832）曾上書文宗， 請斬鄭註之首以雪宰相宋申錫之冤，事雖未果，但這種剛直敢言的精神卻深為杜牧所嘉許。杜牧稱頌李中敏“sù＠⑸sù＠⑸朝廷有古風”，這也正是他自己剛直敢言性格的自我寫照。全詩無論是對邪惡勢力的批判，還是對正義人物的贊頌，都充滿了陽剛之氣，仍然屬於雄壯的風格美範疇。
杜牧豪放有為，剛直敢言，但仕途卻坎坷。他二十六歲時才華發越，闈戰連捷，進士及第，制策登科，聲聞遐邇，名動京邑。從此，他本可以飛黃騰達，青雲直上，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但是等待著他的卻是幾乎終生的幕僚生涯與遠守僻郡。仕途的失意與政治理想的不能實現，不能不對他的性格有所影響，在他豪放的性格中註入了某些貌似消極的因素。這在他的壹些七律詩中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現。如《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
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
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表面看來，詩人面對清秋中的落暉，將紅塵看破，引黃花美酒為知己，借以排遣人生多憂的愁緒，情調是低沈的。但實際上，杜牧並沒有變得心灰意懶，萬念俱空，他只是把已往的豪情壯誌借助曠達之情曲折地表達出來。曠達之情是在壯誌難酬的情況下的壹種特殊的豪放之情，基調仍然是開朗達觀的。同樣是夕陽西下的傍晚景色，為什麽在李商隱的筆下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遊原》），而杜牧卻說“不用登臨恨落暉”呢？關鍵問題就在於二人的感情基調不同。李商隱深情纏綿，多愁善感，雨絲風片都會惹起他的愁緒，長安南郊的樂遊原本是唐代繁華的遊覽勝地，但卻牽動了他的愁腸，其原因就在於他自己“意不適”。杜牧則不同，他在壹般情況下很少表現出什麽愁緒，即使在悲秋季節登臨的又是遠離京師的池州（今安徽貴池）齊山，但他不但不“恨落暉”，而且插花滿頭，飲得酩酊大醉。而他的縱飲也並非純粹借酒澆愁，倒很有些象曹操的“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其中的慷慨豪放之情，沛然流乎筆端。杜牧在壹些詩文中對曹操的政治抱負與軍事才能推崇備至，他自己的為人在慷慨豪放、論政談兵方面也與曹操頗有相似之處。所以，曹操的“慨當以慷”四句詩正可以作杜牧《九日齊山登高》的註腳；而曹詩“跌宕悲涼”（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與“氣韻沈雄”（敖陶孫《qú＠⑻翁詩評》）的風格特點也大體與杜牧此類七律詩的風格特點相似。
杜牧的性格又有風流瀟灑、倜儻不羈的壹面。《太平廣記·杜牧篇》就根據他在揚州牛僧儒幕中時的那段風流韻事說道：“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牧少雋，性疏野放蕩。”這種風流倜儻的才子氣質，影響及他的七律詩，就表現為在雄勁豪宕的風格特點裏增加了壹些風華流美之致。楊慎所說的“豪而艷、宕而麗”大約就是指此。但由於杜牧性格的本質是豪放剛直，所以，即使在壹些描寫青樓紅粉、舞榭歌臺的艷情詩中也時時露出壹種豪氣。如七律《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盡管全詩寫的是與歌妓的離別之情，但最後卻以“待得枚gāo＠⑼相見日，自應妝鏡笑蹉跎”作結。詩人所感嘆的歲月蹉跎，其意並不僅僅在青樓紅粉壹面，其中還包含了壯誌難酬，不能及時建功立業的浩嘆。姚瑩《論詩絕句》雲：“十裏揚州落魄時，春風dòu＠⑽＠⑾寫相思。誰從絳蠟銀箏底，別識談兵杜牧之。”這可以說透過迷人的外表看到了杜牧性格的本質。這種本質的性格特點，決定了其七言律詩雄姿英發、豪宕勁健的基本風格，而艷麗的特點在其七律詩中只是時或有之，未曾成為主流，更未因艷麗而流於柔靡無力。
《壹瓢詩話》雲：“暢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寒澀人詩必枯瘠，豐腴人詩必華贍，拂郁人詩必淒怨，磊落人詩必雄壯，豪邁人詩必不羈，……”這樣的劃分雖然不全準確，但卻基本道出了壹個詩人的個性與其詩歌藝術風格的關系。杜牧的性格可以說是以豪邁磊落為主而兼有暢快、疏爽與倜儻，屬於外向的開放類型的性格。所以他的七律詩在雄勁豪宕中有時露出壹些流麗之氣，這正與其性格特點相合。
劉克莊與楊慎在論及杜牧七律詩的藝術風格時都談到“以矯時弊”。那麽，晚唐七律的“時弊”究竟是什麽？杜牧是如何矯正的？這也是關系到杜牧七律詩藝術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之壹。
七言律詩自初唐沈quán＠⑿期、宋之問時定型， 其後作者日出， 然直至盛唐除杜甫壹人獨步外，諸家作品卻不甚多。中晚唐，七律始盛，蔚為大觀。施子愉先生曾把《全唐詩》中存詩在壹卷以上的詩人的作品作了統計，其中七律詩的數字是：初唐72首，盛唐300首，中唐1848首，晚唐3683 首。（轉引自沈祖芬《唐人七絕詩淺釋》）這個數字說明，自中唐始，七律詩作為壹種高度成熟的新體裁，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百花園地平添了壹束奇葩，成為廣大詩人所喜愛的壹種新體詩。但是，事物發展的規律表明，當壹種事物發展到它的極盛階段時，往往又會轉向其反面。七言律詩的發展亦不例外，在中唐七律大盛的同時，詩壇上卻出現了“大歷十才子”這壹有倒退傾向的詩派。他們在詩歌的內容上拋棄了杜甫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極少反映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而把點綴升平、應制酬唱、模山範水、稱道隱逸作為基本主題；在藝術方面，十才子大都有比較好的藝術修養，善作七律：“七律章法，大歷諸公最純熟。”（《貞壹齋詩說》）他們殫思竭慮地在嚴格的格律限制之內遣詞造句，安排聲韻，追求形式技巧的華美。所以，脫離現實，華麗柔靡的詩風便是“大歷十才子”的主要弊病。《四庫全書總目·錢仲文集提要》指出：“大歷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遠漸漓。風調相高，稍趨浮響，升降之關，十子實為之職誌。”這個批評還是深中肯綮的。這種華麗柔靡的詩風，直接影響到晚唐的多數詩人。特別是七律詩由於有壹套完整而嚴密的格律，這更給晚唐詩人們提供了炫耀技巧的條件。單純玩弄技巧的結果，便導致了在七律詩的創作中，風調圓美、滑熟輕艷的柔靡詩風表現得特別嚴重。錢木ān＠⒀在《唐音審體》中論及晚唐七律時說：“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於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詩道愈壞。大抵組織工巧，風韻流麗，滑熟輕艷，千手雷同；若以義求之，其中竟無所有。”這正概括了晚唐七律的“時弊”。為了矯正這種“時弊”，杜牧在他的七言律詩中，不但能夠重視思想內容與社會現實的聯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無論反映什麽內容，都能寫得豪情滿懷、氣勢磅礴，而在格律上有時則不甚拘於細謹，或故作拗峭以增強豪宕勁健的氣勢。如《商山富水驛》：
益戇由來未覺賢，終須南去吊湘川。
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華白日懸。
邪佞每思當面唾，清貧長欠壹杯錢。
驛名不合輕易改，留警朝天者惕然。詩題下原註雲：“驛本名與陽諫議同姓名，因此改為富水驛。”陽諫議即德宗時的諫議大夫陽城，以直言敢諫為人所敬重，後人為避諱，將陽城驛改為富水驛。杜牧在詩的首頷兩聯寫了歷史上的直臣汲黯、朱雲，為陽城的直言敢諫作陪襯。汲黯的倔強戇直，朱雲的直言不屈，這本身就正氣浩然，足以振奮人心，詩人以此入詩，就為表現陽城的剛直敢言作了有力的鋪墊，並奠定了全詩雄勁豪宕的基礎。頸聯兩句正面描述陽城的疾惡如仇與清貧生活。為官清貧，固然可貴；但作為諫官，剛直敢言尤為重要。陽城任諫官有壹個很大的特點：不諫小事諫大事，在關鍵問題上敢於拼命抗爭。裴延齡誣枉陸＠⒁，德宗欲逐陸＠⒁而相裴延齡，在這關鍵的時候，陽城上書力陳裴延齡讒佞而辯陸＠⒁無罪，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杜牧將陽城的剛直敢言用“邪佞每思當面唾”壹句加以概括，形象生動而又頗具氣勢。最後兩句是全詩的點題之筆：應保留原驛名而使赴京任職的官員聞驛名而有所警惕。杜牧這次路經陽城驛赴京將要任的官職是左補闕、史館修撰，而補闕壹職正屬諫官壹類。所以，“留警朝天者惕然”，首先表明了杜牧自己願以陽城為榜樣，做壹個剛直敢言的諫官的決心。全詩充滿了正義凜然，不可侵犯的豪氣，讀來頗能激發人心。但這首詩的頸聯兩句乃是拗對；而“留警朝天者惕然”亦是拗句，它打破了七言句式前四後三的常格，變成前五後二，更增強了全詩的豪宕峭拔之感。所以，杜牧的七律詩之所以寫得豪宕拗峭，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對中唐以來競講聲病、務為柔靡的七律詩風進行大膽的改革，這正如趙翼所說：“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於弱，特創豪宕波峭壹派，以力矯其弊。”（《甌北詩話》卷十壹）杜牧的七律詩之所以能以其特有的風格在晚唐詩壇上獨樹壹幟，別開生面，這與他對“時弊”的矯正及改革是分不開的。
對前人創作經驗的繼承與借鑒，亦是形成杜牧七律詩藝術風格的壹個重要原因。
杜牧對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非常推崇，而在四人中，特別崇拜杜甫和韓愈：“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讀韓杜集》）清丹陽賀裳黃公《載酒園詩話又編》雲：“紫微嘗有句雲：‘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此正壹生得力處，故其詩文俱帶豪健。”杜甫的壹百五十多首七律詩，其風格雖然精粗巨細，靡不畢具，但在多樣性的藝術風格中始終有壹個主要風格、這就是杜甫自己在《進雕賦表》中所說的“沈郁頓挫”。他的七律代表作如《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及被胡應麟稱為古今七律第壹的《登高》等，都寫得深沈蘊積，抑揚頓挫，明顯地表現出“沈郁頓挫”的藝術風格。而杜牧正是以此作為主要借鑒的。然而杜甫因終生窮愁潦倒，其詩重在憂國憂民，加之性格內向，故於沈郁頓挫中時露愁苦憂傷之氣；杜牧則不同，他出身於名門世族，仕途雖不如意，然終不失為壹郡之守，其詩雖也反映現實，但重點在抒發自己的豪情壯誌，憂國憂民（特別是憂民）方面不如杜甫，加之性格外向開放，故其詩的風格自與杜甫有別。這種區別的主要標誌就是在杜甫詩沈郁頓挫的風格中減卻了愁苦憂傷之氣而增加了豪放之情。杜牧的七律詩如《潤州二首》、《西江懷古》、《懷鐘陵舊遊四首》等，就題材看和上舉杜甫諸詩大體屬於同壹類型，但在深沈中卻時露豪邁俊爽之氣。何焯《義門讀書記》說：“晚唐中，牧之、義山俱學子美。牧之豪健跌宕，不免過於放。”所謂“過於放”，是與杜甫詩的風格相較而言的，這正是杜牧借鑒杜甫詩而又有別於杜甫詩的獨到之處。
至於韓愈，王軒在《聲調譜序》中說：“韓孟崛起，力仿李杜拗體，以矯當代圓熟之弊。”這種矯正時弊的精神正與杜牧的心胸及愛好相合，給杜牧以啟發和鼓舞。又因為韓愈才力雄富，唯古體詩足以恣其馳驟，壹束於格律聲病，即難展其所長，故他特喜作峻峭挺拔的古詩，而於律詩則不肯多作，特別是“七律則全集僅十二首”（《甌北詩話》卷三）。所以，杜牧的七律在借鑒杜甫七律詩沈郁頓挫的同時，又參之以韓愈古詩跌宕挺拔的氣勢。杜牧的七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中箭身死》就被胡震亨稱為與韓愈的古詩《贈張道士》“意亦正同”（《唐音癸簽》卷十壹）。但韓詩亦自有其失，他的壹些詩寫得硬語盤空、詰屈聱牙、爭難鬥險、特別拗峭，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對此，杜牧卻沒有專意去摹仿。楊慎說杜牧於律詩中“特寓拗峭”，這說明他是有意學韓的；劉克莊說杜牧於律詩中“寓少拗峭”，又說明他不是把韓愈古詩的特點大量照搬填塞於自己的七律詩中。“特”、“少”二字須著眼。
大凡有作為的詩人，既能重視對前人創作經驗的繼承與借鑒，但又不為優孟衣冠，壹意學步，而是能將前人成功的經驗加以熔冶陶鑄，化為己有。我們讀杜牧的七律詩，覺得它象杜甫的七律，但又不是杜甫詩；覺得它有韓愈古詩的影子，但又與韓詩的風格迥異。推其原因，就因為杜牧是在借鑒杜韓兩家詩歌風格的同時，付出了艱辛的創造性的勞動，而不是專意摹擬。
壹種詩歌藝術風格的形成，還與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法有關。杜牧七律詩雄勁豪宕藝術風格的形成，其表現手法也是多種多樣的，我想著重談壹下詩人在時空描寫方面的特色。
杜牧的七律往往將空間寫得特別闊大，以造成構象宏偉、境界壯闊的浩瀚氣勢，特別是在寫景抒情詩中，這個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如《西江懷古》中的“上吞巴漢控瀟湘，怒似連山靜鏡光”；《潤州二首》其壹中的“向吳亭東千裏秋，放歌曾作昔年遊”；《柳長句》中的“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離中”；《寄題甘露寺北軒》中的“天接海門秋水色，煙籠隋苑暮鐘聲”；《懷鐘陵舊遊》其二中的“垂樓萬幕青雲合，破浪千帆陣馬來”；其四中的“控壓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等。這些詩句或寫江水，或寫秋色，或寫樓閣，或寫雲樹，都給人壹種闊大宏偉，氣勢磅礴之感。杜牧是唐代詩人中有名的“算博士”之壹，就是說他喜歡用數字入詩。他特別善於用“千”、“萬”這些表示大數量的字眼，讓想象展翅飛翔，將空間盡量擴充。然而詩人這樣寫，又並非故作驚人之筆，它是符合感情與想象的辯證關系的。《文心雕龍·神思》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裏。”杜牧的遠大理想與廣闊胸襟，決定了他的藝術構思的氣勢闊大；而其壯偉之情亦唯有此廣闊的天地方可容載，舍此，則局促轅下矣。
有時，杜牧在七律詩中又將闊大的空間與悠長的時間融為壹體，從時空結合上加以描寫，這就更增加了雄勁豪宕的氣勢。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中的“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草連空”，空間是多麽闊大；“今古同”，時間是多麽悠長。而詩人懷古感時的滿腔豪情正是在這無限的時空中得以充分的表現。《西江懷古》中的“千秋釣舸歌明月，萬裏沙鷗弄夕陽”，也是時空結合的名聯。《載酒園詩話又編》稱贊此聯“尤有江天浩蕩之景”。但批評杜牧為“算博士”者，曾主張兩句開頭各截二字。若此，當然仍可勉強成詩，但時空的聯系不見了，全詩宏偉闊大的氣魄頓消。其實，這兩句詩的好處正在“千秋”、“萬裏”四字，江天浩蕩之景與詩人的思接千載之情正容含在這浩渺無際的空間與悠長久遠的時間之中。所以，以時空結合的藝術手法進行縱橫馳騁的描寫，是杜牧七律詩雄勁豪宕的藝術風格得以形成的又壹個重要因素。
壹、杜牧詩的主要內容有三：第壹，抒寫經邦濟世的雄心壯誌和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此類詩多用古體，如《感懷詩》、《郡齋獨酌》兩首長詩，概括了安史之亂以來的歷史和現實，對藩鎮割據、外族入侵、民生疾苦表現了深沈的慨嘆，也表達了自己“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的報國壯誌。又如《河湟》、《早雁》。第二，諷刺統治者荒淫奢侈。這類詩多用詠史形式以借古諷今。如《過華清宮三絕句》的前二首，借玄宗荒淫誤國來諷今；《過驪山作》借秦始皇以諷今。《赤壁》借折戟而聯想前朝，所謂“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其實是慨嘆時無英雄。第三，寫景抒情。有的通過寫景懷古以寄慨，如《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有的描摹自然之美，以抒發俊爽之情，如《山行》：“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二、杜牧的詩論，主張“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兵衛”（《答莊充書》），強調“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獻詩啟》）。
三、杜牧詩的藝術成就。杜牧喜歡用七絕詠史抒懷，其詠史詩長於議論，含蓄深窈，盡得風人之旨。其寫景詩敏於觀察，含蓄精煉，情景交融。杜牧詩敘事、議論、抒情相結合，以軟語抒豪情，形成了氣勢豪宕而又情韻纏綿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