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五載至十四載，杜甫困守長安，窮困潦倒。仕途的失意沈淪和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比較客觀地認識到了統治者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使他逐漸成為壹個憂國憂民的詩人。創作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產生了《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後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樣的不朽名篇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警世之句。杜甫詩歌如實地反映了他的時代，也真實地記錄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他的壹生可分為四個階段：即快意壯遊時期；困居長安謀仕失意階段；坎坷從政時期；棄官漂泊時期……壹，讀書和漫遊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19（時20歲）年始漫遊吳越，5年之後歸洛陽應舉，不第。再漫遊齊趙。以後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遊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壹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誌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壹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於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疏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後，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
四、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壹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後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壹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詩充分表達了他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尖銳對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千古不朽的詩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所銘記。“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這是杜甫對祖國無比熱愛的充分展示，這壹點使他的詩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這種愛國熱枕，在《春望》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現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別》中，對廣大人民忍受壹切痛苦的愛國精神的歌頌，更把他那顆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展現在讀者面前。出自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統治階級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禍國殃民的罪行，必然懷有強烈的憎恨。這壹點在不朽的名篇《兵車行》、《麗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壹個偉大愛國者的憂國憂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現。杜甫的壹些詠物、寫景的詩，甚至那些有關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詩中，也無不滲透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感情。總之，杜甫的詩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藝術記錄。杜甫以積極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實、深刻地反映了極為廣泛的社會現實，無論在怎樣壹種險惡的形勢下，他都沒有失去信心，在我國悠久的文學史上，杜甫詩歌的認識作用、借鑒作用、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都是難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