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舞的興盛對唐代社會的影響，還表現為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中外文化的交流。民族融合與中外交流在唐代出現高潮，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所造成的強烈自信心，使唐人具有前所未有的宏大氣魄和充分的吸收消化能力，正如日本學者田邊尚雄所說：“……中國國力勃興，當此期間，實為亞細亞第壹強國，勢力伸及中亞細亞，朝貢者達數十國。而中國人實有非常的大國風度，於世界中任何國民，慕中國而來集者，悉樂用之，喜其才能，采彼文化。”（《中國音樂史》）這方面前人所論已多，茲不贅述。這裏需著重指出的是樂舞在其中的作用，大量史料表明，樂舞不只是這壹大融合、大交流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其中的先行者，推動和促進了其他方面的交流、融合，***同創造出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
以進樂舞為外交手段，由來已久。早在戰國時代燕昭王時，就有“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壹名旋娟，壹名提嫫”（《拾遺記》）。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除物產之外，在文化方面帶回的便是樂舞《摩河·兜勒》，成為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前奏。壹直到唐代，仍然沿襲了這壹交流方式，如開元、天寶時，便有西域康、米、史。俱密諸國屢獻胡旋女。然而此時不論是交流的規模或渠道，都遠非昔日可比；這壹交流對人們精神生活造成的巨大沖擊和影響，自然也是今非昔比。《舊唐書·音樂誌》曰：“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教坊中的健舞和軟舞，也大多是外來的樂舞。這些帶有異族和異國情調的樂舞就像壹股旋風席卷中原大地，開元、天寶時期的長安和洛陽尤其盛極壹時。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工商黎民，莫不受到它的熏染，其影響之大、波及面之廣，其他文化藝術乃至人的衣食住行概莫能比。如玄宗“尤愛羯鼓玉笛，常雲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南卓《羯鼓錄》）。而且伎藝高超，宋璟贊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同上）楊貴妃善舞《胡旋》，白居易《胡旋女》詩稱“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初著名“舞胡”安叱奴。以善胡舞邀得高祖盛寵，竟封為五品官散騎侍郎。朝廷如此，民間也不例外。有詩為證：“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王建《涼州行》）“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元鎮《法曲》）當時在長安寓居了不少著名的來自西域的樂舞人，如善胡舞的安國的安轡新，琵琶師曹國的曹保壹家，歌手米國的米嘉榮等。還有壹些不知名的民間藝人，如“石國胡幾”（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胡騰兒”（李端《胡騰兒》）等。他們精妙的別開生面的表演帶給人們全新的感受，每每使觀者如醉如癡。岑參曾有詩贊道：“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高堂滿地紅氍毹，試舞壹曲天下無。此曲胡人傳入漢，請客見之驚且嘆。……世人學舞只是舞，姿態豈能得如此。”（《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鋋歌》）
西域樂舞的大量傳入，使因魏晉之亂而散失殘缺的中原音樂舞蹈註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並成為豐富燦爛的華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它還促進了其他方面的引進和交流。如雕刻，敦煌莫高窟壁畫中至今仍保存著表現胡旋舞的栩栩如生的造型。相比之下，服飾所受的影響更為明顯。與歷史的服飾交流多為南北向不同，唐代服飾的交流是東西向的，正如《新唐書·五行誌》說：“天寶末，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這其中有相當程度是受了樂舞舞服的影響。譬如當時人們喜歡戴壹種渾脫帽，“渾脫”，又名“蘇莫遮”，系印度語。此帽由羊皮制成，高頂，尖而圓。《唐會要》載呂元泰上中宗疏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可見渾脫帽由此樂舞而來。又如唐代婦女衣領開得比較低，胸部袒露，歌妓尤其如此，所謂“胸前瑞雪鐙斜照”（李群玉《同鄭相並歌姬小飲戲贈》），似亦受胡舞服的影響。譬如柘枝舞至曲終，便半袒其衣。沈亞之《柘枝舞賦》雲：“差重錦之華衣，俟終歌而薄祖。”薛能《柘枝詞》雲：“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均指此而言。舞《渾脫》者更是“裸體跌足”。很可能在審美觀念上使唐人受到熏染。總之，樂舞在唐代這壹民族空前融合、中外交流臻於極盛的時代，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的先導作用，以上不過是略舉幾例以概其余罷了。
詩歌與音樂、舞蹈從來密切相關，早在《樂記》中已經明確指出：“詩，言其誌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因此，樂舞的興盛直接影響到唐詩的發展自不言而喻。考察這壹影響似應從詩人和詩作兩方面著眼，就詩人方面而言，壹是指詩人可借樂舞以抒情。抒情原是樂舞的本質，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樂舞的發達，尤其是與唐人生活的密切聯系，自然使詩人多了壹條有力的抒情渠道，前引李白等借樂舞以抒發逸興壯誌諸例即是壹個證明。此外，壹些詩人還透過樂舞興盛的某些現象表達自己對國事的關切，如《胡旋舞》是從西域傳入的，又有急速輕盈旋轉的特點，加之安祿山、楊貴妃善舞《胡旋》，詩人便借以抨擊玄宗的荒淫誤國。如白居易《胡旋女》詩中說：“……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元稹同題作也嘆道：“寄言旋目與旋心，有國有家當***譴。”二是大量外來樂舞使詩人大開眼界，耳目壹新，提高並豐富了他們的藝術鑒賞力和表現力。這方面以生活在西北邊疆多年的岑參為最突出，生性好奇的詩人對充滿異域情調的自然風物和風俗人情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其中也包括樂舞，他為之如醉如癡，百看不厭，而且每壹次都獲得新的感受，自雲“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見後見回國新”（《田使君美人如蓮花舞北鋋歌》）。這樣，他從中得到的便不只是樂舞藝術所帶來的審美快感，更有對與中原樂舞的柔美婀娜迥然不同的矯健剛勁之美的深刻體驗。這壹體驗對於詩人感受與表現粗獷雄渾的塞上生活是有助益的。其他如白居易、無稹等人，盡管未能完全擺脫貴華賤夷傳統觀念的影響，對西域樂舞的傳入與盛行頗有微詞，但對樂舞藝術本身還是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不僅作詩為之傳神寫照，為後世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樂舞研究資料，而且為其藝術魁力所征服，情不自禁發出贊嘆。如稱贊《胡旋舞》疾轉如飛，使人眼花繚亂：“萬過其誰辨終始，四座安能分背面。”（元稹《胡旋女》）“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白居易《胡旋女》）從精妙絕倫、出神入化的樂舞表演中，詩人們顯然得到了豐富的藝術滋養。
從詩作方面來說，樂舞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擴大了唐詩的題材，開辟了唐詩中的新境界，大量樂舞詩成為唐代詩國中壹枝別具風姿的奇葩。其次，相當壹批樂舞詩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特別是其中的傑作，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岑參《田使君美人如蓮花舞北鋋歌》、李端《胡騰兒》、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李賀《公莫舞歌》等，與其他題材中的名篇佳作相比，毫不遜色，同樣是唐詩寶庫中熠熠閃光的瑰寶，對繁榮唐詩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