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雷裏又講：“嚴格地稱為“詩”的東西，其要點是使用語言作為手段。至於講到獨立的詩情，我們必須註意，它與人類其他感情的區別在於壹種獨壹無二的特性，—種很可贊美的性質；它傾向於使我們感覺到壹個世界的幻象，或壹種幻象（這個世界中的事件、形象、生物和事物，雖然很像普通世界中的那些東西，卻與我們的整個感覺有壹種說不出的密切關系）。我們原來知道的物體和生物，在某種程度上被“音樂化”了——請原諒我用這個詞語；它們互相***鳴，仿佛與我們自己的感覺是合拍的。這樣解釋以後，詩的世界就與夢境很相似，至少與某些夢所產生的境界很相似”。
我國壹位深受東西方文化浸潤、陶冶的詩人、學者、翻譯家梁宗岱先生，曾經這樣界定“純詩”的概念：“所謂純詩，便是摒除壹切客觀的寫景，敘事，說理以至感傷的情調，而純粹憑藉那構成它底形體的原素——音樂和色彩——產生壹種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喚起我們感官與想像底感應，而超度我們底靈魂到壹種神遊物表的光明極樂的境域。像音樂壹樣，它自己成為壹個絕對獨立，絕對自由，比現世更純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韻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固有的存在理由。”
梁宗岱先生可稱為瓦雷裏“純詩”理論的傳承者，他早年在法國留學期間與瓦雷裏結識並且交情深厚。梁宗岱先生對“純詩”理論的界定堪稱是權威的界定，它的理論來源首先應是得益於瓦雷裏。梁宗岱曾多次懷著贊美與尊敬的感情談及瓦雷裏的“純詩”及“純詩”的觀念，“這純詩運動，其實就是象征主義的後身，濫觴於法國底波特萊爾，奠基於馬拉美，到梵樂希（瓦雷裏舊譯名）而造極”；“梵樂希底詩，我們可以說，已達到音樂，那最純粹，也許是最高的藝術底境界了”由此可見，梁宗岱對“純詩”的界定完全基於對西方詩學的崇敬和研究。
雪妙子老師曾大量翻譯了西方象征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壹些著名的詩人的詩作在壹些網站發表，有網友提出譯詩“最好用通俗化的語言翻譯出詩歌的精髓”的問題，還提出：“就是再偉大的作品,也要有讀者才可以”，雪妙子在回復時說：“關於通俗性，也有多種理解。就西方詩潮的邅變來看，主要的先鋒詩人們都在追求壹種行業的內化語言，也就是追求壹種只有少數人才能理解的符號表達。這與他們的詩觀、文學觀甚至世界觀有關，詩歌在他們那裏主要地並不是承擔教化民眾的社會功用。他們在這壹點上是非常明確和倔強的”。
從上述瓦雷裏和行家梁宗岱兩位大師對“純詩”理論的界定，以及雪妙子老師對西方詩學的理解，也就是說詩人們所追求的只是壹種純粹語言的建構起來的美學王國，詩是壹種從粗糙的普通語言裏提煉出來的語言的精華，詩是壹種超凡脫俗的語言晶體；詩人是壹些獲悉了美學咒語的魔術師，他們的目光會掠過乏味的地平線，指向遙遠的蒼穹。用瓦雷裏的話說，詩人熱衷的是“某種幻覺或者對於某種世界的幻想”，是“創造壹種沒有實踐意義的現實”。受西方象征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影響較深的雪妙子老師創作的詩歌就有著很明顯的這種特征，我感覺她的詩歌可以用她的壹組詩的名字來代表，那就是“唱給蒼穹的情歌”。她的詩歌指向邈遠的蒼穹，讀她的詩作會有“飛翔”的感覺。
前些時候在同壹家網站看到了壹位叫“邰筐”的詩人發的壹組詩歌，同時還有該網站“副總編”子敬寫的詩評。開始看到這組詩時我很吃驚，因為他的語言完全是大白話，說的也就是平常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遇上的瑣事，如果句子不是長短不齊的排列的話，我會誤認為是流水帳式的日記文本。又看了敬發上來的壹篇詩評題為——“踏破塵土的吟唱”，仔細讀過後再回過頭來讀邰筐老師的詩，終於找到些感覺了。邰筐老師是來自沂蒙山的詩人，他踏著沂蒙山的泥土，關註著現實的民生問題，社會問題，他用大白話的語言寫作，他是想讓普通人都能讀懂他要表達的意思。再看他這組詩歌後面的評論，有的說：“汪洋恣肆，有時泥沙俱下”，有的說：“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壹些紛亂、復雜、事物壹些表象，還有作者的冷靜，漫不經心——而又入木三分”，對於這組詩贊美的聲音和批評的聲音都很多，而且雙方都各執壹詞，最後為怕傷和氣才偃旗息鼓。
對於現實的詩歌，在目前網絡這種自由的空氣下，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斑斕多姿的景象，不論專業的還是非專業的詩人都在通過網絡這個平臺積極創作，積極探索和試驗，這些詩人們我相信他們都沒有受任何利益的驅動和權利的脅迫，他們的詩作都是發自內心的自由的真誠的吟唱，作為壹個普通讀者按說只有選擇欣賞別人詩作的權利沒有隨意說三道四的權利，但是，我們的心中還是有壹些標準的，總期望能讀到既關註社會現實，又保存壹個社會想像力的飛翔高度，同時又保存語言上達到種種非凡的奇觀和震撼力的詩作。當然，這種期望是壹種理想的狀態，是讀者殷切的願望。
對於“純詩”的評判標準，梁宗岱曾在給徐誌摩的信中通過“紙花”、“瓶花”和“生花”作了生動形象的比喻，他用這三種花表達了他對當時新詩藝術水準的基本看法，為此，梁宗岱希望通過強調詩歌藝術本質與文體特征的獨立美學效應，“重建詩的文體意識”，從而“讓新詩作者從太實際、太浮淺、太濫情的平庸風氣中超拔出來。”總之，梁宗岱高度重視詩歌創作中精神活動的純粹性，追求壹種將音樂性、玄秘感和理想化傾向推向極致的“純詩”世界。但是，在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的條件下，他又不得不做出了壹些相應的妥協。
梁宗岱先生雖然對瓦雷裏的“純詩”理論推崇備至，但是在詩歌要不要關註現實，要不要從現實中汲取營養的問題上，在這種近乎“悖論”的情況下，梁宗岱還是讓現實介入了“純詩”的世界。特別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詩人也是社會的壹分子，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這是詩人們必須做出的選擇，必須吶喊喚起民眾，在這種時候，梁宗岱先生進而在他的“純詩”理論中又強調詩人們的現實使命感。在後來的半個世紀裏中國的詩歌沿著“口語化”的路子越走越遠，詩歌雖然走向了“民眾”，但是，卻失去了詩的實質只保持了“歌”的形態。在“純詩”和關註現實的問題上似乎總是二壹倍反，走向兩個極端。
由此看來，瓦雷裏追求詩歌本體的極端化純度，希望“純詩”能夠達到像“物理學家所說的純水的純”，只賦予詩人如何“創造壹個與實際秩序毫無關系的世界的、事物的秩序和關系體系。”的想法是不大現實的，梁宗岱先生面對現實的情況也不得不做出相應的妥協和讓步。詩人也是人，只要詩人生活在現實的社會裏，所謂“純詩”的“純”字就永遠是相對的，所謂“純詩”，只是詩人的壹種理想，它是詩人永遠追尋，永遠也達不到的理想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