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社科院文學所王學泰先生去世,微信上讀到王先生2012年應某刊邀請所擬給杜甫的壹封信。信末,王先生特別請求杜甫,晚年為何離開成都草堂,可否提供壹個明確的說法。如果不能起老杜於地下,這點似乎已經成為不解之謎。但如果仔細研讀杜甫詩歌,不難發現杜甫對此早有交待。我對此研讀的新說,1979年曾寫成文字,初稿直到201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拙著三十年集《敬畏傳統》時方刊出。這是我平生寫的第壹篇學術文字,當然很不成熟。修改增補後,分為《杜甫為郎離蜀考》(刊《復旦學報》1984年第1期)和《杜甫離蜀後的行止原因新探》(刊《草堂》1985年第1期)發表,中外學者對此看法不壹。流傳不廣,大約王先生並未看到。其中關鍵證據,則為杜甫永泰元年(765)秋,客居雲安之初所作《客堂》壹詩。本文擬結合前述拙文,對該詩給以剖析解讀。
先錄《客堂》全詩如下: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舍舟復深山,窅窕壹林麓。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慚筋力。客堂敘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僥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發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各本校勘有不少細節的出入,重要的是第七句“舊疾廿載來”,廿,《續古逸叢書》影宋本《杜工部集》卷六作“甘”,“甘載”不詞,據九家本、百家本、蔡本、分門本、黃本、趙本改。從詩中所敘物候來說,如“僥麥早向熟”“漠漠春辭木”等句,應在春末夏初,肯定未入秋。地點則因有“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二句,肯定在居雲安以後,是因病而棲泊於此。雲安為夔州屬縣,去夔州僅百裏。杜甫在雲安住到次年初春方移居夔州,居雲安逾半年,其地可以肯定不是他出行的目的地,屬於臨時泊居,此歷來討論已多,早作定論,在此不展開。王嗣奭《杜臆》以為居夔後作,仇兆鰲以後多從之,也屬可能,在此也不討論。
按照宋以來的主流說法,杜甫是以檢校工部員外郎的身份,在嚴武再次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期間,入參幕府,任節度參謀。次年嚴武卒於任,杜甫在蜀無所依靠,又見蜀亂在即,乃匆忙買舟東下。其間有許多無法解釋得通的地方。其壹,嚴武卒於四月末,已近仲夏,可以肯定杜甫在春間已準備離蜀,四月末已在江行途中。杜甫與嚴武交誼密切,然其集中絕無臨喪吊哭之辭,僅有《哭嚴仆射歸櫬》,末雲“壹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時已寄居峽中。其二,杜甫初離成都的目的地何在?論者多以為《去蜀》是初離蜀時所作。詩雲:“五載客蜀郡,壹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難道他離開成都之初就準備入湖南嗎?研讀杜甫居峽及出峽入湘諸詩,顯然不是。直到入湘之初的《登嶽陽樓》,他所表達的還是“親朋無壹字,老病有孤舟”的無奈,也就是說,如果江東親朋有壹信送達,他更願意東下就食。“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應是入湘後作。三,杜甫三峽詩多次說到離蜀與為郎之關系,如“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苦夤緣”,瓜時指職務交接之時,此職務必不指幕府,而指郎官,即因入京為郎時間已過,自己還困居旅途,只能漂泊為生。再如《夜雨》“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寄岑嘉州》“伏枕青楓限玉除”、《秋興八首》“畫省香爐違伏枕”,所述都是同樣意思。難道杜甫不明當時官制,給妳個虛銜就真以為可以入京為郎了?他陷入了幻覺,不斷在做個人的迷夢嗎?他會將個人與全家的生命和前途都交給這壹幻想嗎?顯然不能作如此判斷。也就是說,宋以來占據主流說法的解釋根本無法成立。
前引拙文作了以下幾點考釋。壹,入幕與為郎不是壹回事情。杜甫再入嚴幕在廣德二年(764)秋冬間,詩中所述著衣以戎服為主,不涉緋袍銀魚之類與郎官有關的服飾。嚴武奏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朝廷恩準並頒下服飾,在永泰元年春初,有《春日江村五首》紀其事。如雲:“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群材。”是說自己已經準備在草堂度過余生,身體也壹直不好,然而朝命下達,薦賢得準,且先於幕府群材,心情是榮幸,慚愧,感激。更直接的表達是這壹首:“群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以王粲、賈誼自比,王是遇亂漂泊他鄉,賈是中年被召,文帝前席叩問,自己得兼二人命運,當然更以被召為榮。二,唐代檢校官制,前後期有很大不同。玄宗時期主要指未實授的官職,中唐後都是虛銜,沒有實際的意義。這壹轉變的時間,可能在代、德之間。從《文苑英華》所存賈至、常袞所撰除官制詞看,代宗初期應該還維持著未實授的本意,但在仆射、尚書壹級高層檢校官中,所指已經有所變化,中層文官則未變。因此,杜甫在蜀中接受的是檢校郎官,必須在限定時間到京就職後,方能真除郎官。三,從蜀中入京有北出劍閣、褒斜道壹途,但路途艱難,不合適老年人。沿江東下經江陵北上,路途雖遠,舟車皆較方便。《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所選擇的就是這壹道路。
杜甫離蜀,初行經戎州、瀘州,心情頗好。到渝州,有《渝州候嚴六侍禦不到先下峽》:“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壹柱觀,留眼***登臨。”是說我已等妳很久,妳還不到,是觀景吟詩耽擱了嗎?峽中氣候惡劣,江行艱難,對不起,我先走了,但會在江陵壹柱觀等妳。渝州即今重慶,距離雲安、夔州已經不遠,杜甫至此仍無在峽中滯留居住的考慮。他在忠州有幾首詩,從《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看,大約已經發病。勉強到雲安,再無法堅持,只能住下養病。
經過以上鋪敘與解釋,再來讀《客堂》,就能完全理解他的生存狀態與真實心聲。
《客堂》是壹首古體詩,押入聲韻,凡四十二句,在杜詩中,屬於中篇。開始四句寫離開成都以後的經歷。少城,即小城,是成都西南的壹處地名。草堂亦在成都西南浣花溪畔,故借指草堂。“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二句,寫出出行近壹年來的經歷。夔州、雲安其地在巴蜀、荊鄂之間,非楚非蜀,隱約說明自己處身之地的尷尬。“舍舟復深山,窅窕壹林麓”二句,寫棄舟暫居峽中,其地多山,林莽森密,暫居山麓,周遭環境與成都大異其趣,也是“異楚蜀”之具體描述。其後六句,交代居泊峽中的原因。消,即指消渴,今稱糖尿病,是因代謝功能衰退引起血糖偏高造成的疾病,其癥狀多體現為口渴、尿頻、視力衰退、渾身乏力,甚者會導致器官病變而死亡。杜甫深於醫學,有此病已逾二十年,深知危害與處置之方。興沖沖地準備出峽赴京,但病情危殆之時,果斷選擇留峽休養將息,希望稍得痊愈後再成行。與《客堂》同時所作《客居》壹詩中,寫到“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病腳也是消渴疾所引起。杜詩中還多次提到風痹,即今所謂風濕性關節炎,頗嚴重。
“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慚筋力。”這壹段寫病重後的心情,既有衰憊之感,也有強自寬慰,最體現杜詩的情懷。“舊疾”句較易理解,杜甫早年得病,綿歷二十年而得保全,自己當然壹直深自惕厲,凡事小心,壹旦復發,也深明事態之嚴重。“衰年”句,前人評說較多。張溍說:“二句言抱病更歷多年,似乎年數已足,不敢奢望壽考也。”李植雲:“衰年只得舊疾,此亦足矣。”汪灝曰:“久而未危,此心亦足。”雖有差別,大旨近似。“死為”二句,後句如盧元昌解為“頭白而死不為夭年”,楊倫雲“言年已衰,非為不壽”,仍為老杜之寬解與 *** ,然提出“死為殊方鬼”句,足見他已有客死異地的巨大不安感籠罩心頭,感到了生命的威脅,乃至為了生存放棄入京為官的機會。這是現實,這是杜甫在人生至暗時刻的理性選擇,也是困頓中的無奈安排。接下兩句,趙次公認為是對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的改寫,偽王洙註認為二句“以所居非故國,皆自喻也”,都很精當,我還願意指出前句更見杜之壯心未已。“別家”二句,延續上句思歸情思。杜甫最後壹次省家是在乾元二年(759)初,至此已近八年,孩子們漸漸成長,當然可喜,也借說自己別無成就。“欲起慚筋力”句,最見消渴病人渾身乏力、精神不振之狀態。
此後八句,方回到詩題,寫居處周圍的景致與物候變化,這些對棲泊客居中的詩人有些許的安慰,但時光之流逝,更讓作者感到人生機緣之稍縱即逝,然久困病中,又有什麽辦法呢?由此引起對自己命運之關切。
“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此節敘述自己被選郎官之幸運。唐尚書省是朝廷政令之執行部門,分吏、禮、兵、刑、戶、工六部,每部下設四司,工部員外郎是此司之副職,從六品上,職守為輔助郎中“掌經營興造之眾務”。唐人重郎官,以其為清要官,但在六部中,又有具體區別。如《南部新書》卷丁雲:“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時諺曰:‘屯田水部,入省不數。’”大約工部也差不多。但杜甫對此則看得很重,即凡膺選為郎官者,例皆為才俊之士,所以他自我省視,已感榮慶至極。所謂“前輩聲名人”,若指詩名曾聲震壹時者,如王績、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孟浩然、李白等,皆曾名重天下,都未能得及此位。“居然”六句,重復了他在初授郎官時所作《春日江村五首》中的意思,自己本性還是喜歡幽靜孤獨,已經有獨守草堂,終老浣花溪頭的考慮。離開草堂前數月,他有《營屋》《除草》《長吟》諸詩,所述恰是種竹除草、營葺草屋的情景。這時他五十四歲,在唐人確已近暮年,再要追求大的事功,機會已經很渺茫。杜甫是很理性的詩人,他對人生處境始終看得很清楚。然而嚴武奏授郎官,銀章、朱紱之頒下,完全改變了他的初衷。這畢竟是他回歸中原、回歸朝廷的難得機緣,他似乎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成都,離開草堂。這壹選擇,改變了他晚年的命運。
在表述久懷退隱之際後,杜甫筆鋒急轉,強烈表達仍願意歸朝為朝廷出力的願望:“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發裨社稷。”這裏的上公,應該包含嚴武,但亦不止嚴武壹人,即嚴武以劍南西川節度使的身份為杜甫請官,如果是幕職,多只要節帥奏請即可,而朝廷郎官,則要有朝中顯官出力。很懷疑其人是賈至,廣德二年任禮部侍郎,且長期與杜甫有詩書聯系。所謂“累奏”,是說多次努力而有結果,並非壹奏即有郎官之授。薄祿,是詩人的謙辭。唐代京官薪俸不及州郡官,杜牧文集中有記錄。但對於杜甫來說,家園在他乾元二年初從華州東歸故土時,那裏已經歷戰事,不復舊貌。他在西南漂泊多年,並無經濟來源,多靠友人接濟。入京為官,至少可有壹份體面的收入,維持全家的溫飽,對他還是重要的。當然更多地來說,在世亂未靖、朝野多事之際,為君王分憂,為國家出力,杜甫更感覺是身為人臣必須承擔的責任。然而自己遠在峽中,距朝廷如隔霄壤。朝廷給了職位,自己則因染病而久曠職守,確實是不願意看到的。“循文”二句,既稱贊朝政舉措得宜,大政有節,也設想自己有幸入朝,可以對朝事之得失表達所見。“尚想趨朝廷,毫發裨社稷”,以此兩句作壹結,強烈表達入朝的願望,雖然個人力量是如此輕微,對朝政的匡補可能毫不足道,然而他早年不就說過嗎:“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為國家為社稷出力,是自己的天職所在,壹息尚存,自當奔競裨補,何計得失?何況自己有官職在身,更有不可推卸的使命。
“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最後兩句,總括全詩,應該作單獨的解讀。形骸,指病後的軀體。消渴病人因為消化代謝功能的衰減,渾身乏力,食欲退減,急速消瘦,容顏憔悴,往往形於外表。杜甫至此居峽中已逾半年,體力不濟,身形劇變,這是他時時可以感覺到的。下壹步怎麽辦?讓他很為難。進,當然是立即出峽,趕赴朝廷,但衰弱如此,再加道途艱辛,他深知病體無法受此勞頓,強求北上,很可能身歿中道。退,當然是歸蜀,然而成都還回得去嗎?從杜甫雲安、夔州詩中,可以見他時時與蜀中朋友保持聯系,更關心蜀中的治亂。事實是,他出行不久,蜀中嚴武舊部就發生內訌,戰事頻起,浣花草堂其後也被崔寧妾任氏所占。也就是說,退路早已不存在。唯壹的辦法,只有在夔州繼續靜養。
《客堂》之寫成,距離杜甫獲得郎官之任命,大約壹年時間,詩中反復敘述的去留不決的猶豫困惑,應該是就職時限已到的緣故。重病而有生命之虞時,他對放棄壹生追求的為國效力的機會深感可惜,但人生有時真無法做出別的選擇。我們可以理解杜甫的痛苦,這壹段至暗時刻,他的胸中激蕩著高亢的家國情懷,也不能不面對艱窘的眼前困難。選擇很痛苦,最後理智戰勝了 *** ,他選擇在峽中繼續居住。
杜甫在夔州居留兩年,存留四百多首詩歌,達到壹生詩歌藝術的巔峰。如果我們能夠體會這些作品是他在身患重病、生計艱困的情況下寫出,對這位偉大詩人必然更增敬意。前人曾有質疑,峽中景物瑰瑋如此,杜甫為何時時咒罵,心生愁苦,如果理解他的處境,自不難作出合理解釋。
杜甫在大歷三年春放舟出峽,暫住江陵,壹是有弟弟援接,二是舊友李之芳時任荊南司馬,可以接待。入秋李之芳病故,他在江陵幕中也頻遭歧視冷遇,《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壹首有壹節雲:“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鰓。結舌防讒柄,深腸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饑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最見他處境之艱難。從公安到嶽陽,他已走投無路,“親朋無壹字”,哪裏有消息他願意往哪裏去。因為舊友韋之晉出任湖南觀察使,他選擇了溯湘南下。後來的這些經歷是他寫《客堂》壹詩時所無法逆料的,但也是當時的選擇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回到本文的開頭,本文就杜詩原文,代杜甫所作離蜀原因的解答,不知能否解釋王先生當年的困惑,煩請讀者諸君給以裁斷。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