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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愁詩》賞析解讀

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琴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

我思念的人啊在泰山,想追尋她小丘阻攔,轉身東望淚水沾濕衣邊。美人送我鑲金佩刀,如何回贈美石玉雕。路途遙遠徘徊不止,怎不叫我心中煩惱?

我思念的人啊在桂林,想追尋她河水幽深,轉身南望淚水沾濕衣襟。美人送我玉石琴弦,如何回贈成雙玉盤。路途遙遠失意悲傷,怎不叫我心中悵惘?

我思念的人啊在漢陽,想追尋她山坡險長,轉身西望淚水沾濕衣裳。美人送我貂皮短服,如何回贈明月寶珠。路途遙遠失落踟躕,怎不叫我心中委屈?

我思念的人啊在雁門,想追尋她雨雪雰雰,轉身北望淚水沾濕佩巾。美人送我錦繡綢緞,如何回贈青玉幾案。路途遙遠哀嘆連連,怎不叫我心中哀怨?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

三十八歲時為太史令,主管天文、歷法、地理、風雨、氣候的觀測等事宜,前後***十三年。推測出壹周天是365又1/4度,推算出圓周率為3.16強,還發明了指南車、能飛數裏的木雕、觀測日影的土圭、觀測風向的候風儀,特別是創造了世界上第壹臺地震儀——地動儀,更是世界科學史上不朽的發明。

漢順帝陽嘉二年(133),張衡被提升為侍中,在皇帝左右顧問應對。此時宦官專權,張衡難以直言,因而心中憂憤。永和元年(136),張衡離開京師洛陽赴河間(治所樂城,在今河北省獻縣東南),任河間王的相。

當時,諸侯王不管政務,政事由相來治理,相當於郡太守。張衡到任後,整治法度,打擊豪強,使地方安定,爭執不聞,政事耳目壹新。他任河間相三年政績卓著,但是對於整個時代,已經回天乏力,遂萌生歸居田園善終其身的打算:“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歸田賦》)

永和三年(138),張衡上書請求告老還鄉。順帝不準,把張衡調回京師,升遷為尚書。次年,張衡去世,終年六十二歲。

《四愁詩》有序,據考證,為後人偽作,但所言與張衡事跡大致相符。序指出,詩中以美人比君子,以珍寶比仁義,以水深等比小人,皆準於屈原之遺義。這首詩表面寫愛情,實則寓托了張衡的政治理想。

泰山、桂林,是古代聖王封禪、巡狩的地方;雁門、漢陽,是西北邊疆要地。詩人所思四地代指所有地方。美人則是理想的化身,所有理想都為現實困難所阻撓而莫能如願。生活的道路如此多艱,縱盡所有的力量,又如何能實現我的理想呢?

詩中美人情意綿綿,將黃金佩刀、玉石琴弦、貂裘短服以及錦繡綢緞,贈與詩人做定情之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美人把最美好的東西送給詩人,詩人也要把最好的東西回報給她。雖然每次都受阻,卻始終不倦,矢誌不渝,絕不停止努力,表現出壹種無窮無盡的追求向往之情。

張衡是天才,故只有天才可學。詩仙李白的《行路難》,也是在寫追尋之中的阻隔和艱難:

金樽清酒鬥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用黃金做的酒杯,是多麽貴重的東西。普通人追求這種物質上的滿足,但是天才不是。李白想要渡過黃河,黃河已經冰封,水路不通;想要登上太行,可是太行被冰雪覆蓋,山路不通。

李白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兩位開始在政治上並不順利而最後大有作為的人物:壹位是呂尚,呂尚八十歲的時候,還沒有得到任用的機會,就在渭水溪邊垂釣,後得遇周文王;壹位是伊尹,將要遇到商湯的時候,夢見自己乘舟經過日月。

李白充滿信心與希望,相信終有壹天,會乘長風破萬裏浪,掛上雲帆,橫渡滄海,到達理想的彼岸。李白說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還以大鵬自比,也對政治充滿了幻想。可是現實終究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本詩重章疊句,壹唱三嘆,感情與句法的重復,都是《詩經》本色。“兮”的使用、美人的象喻和追尋的主題,又有《楚辭》的痕跡。此前的文學體式是大眾化的,是在民間不知不覺形成的。而張衡天才地把楚歌體化成了七言詩。

正如牛頓看見蘋果落地聯想到萬有引力,張衡既有文學家的敏銳的直感,又有科學家的反省與理性,所以能把當時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五言詩是流行的新體裁)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二二三”節奏七言詩的初步輪廓。

具體來說,張衡是把楚歌體七個字和五言詩的二三節奏結合起來,每首的第壹句都是楚歌體,後面的句子隱然含有五言詩二三的節奏。

本詩是從楚歌體過渡到七言詩的壹個橋梁,是第壹篇典範化的七言詩,早在曹丕《燕歌行》半個世紀之前達到了它的水準,在中國詩歌史上非常值得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