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詩經》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
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後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在這裏，幾乎不存在憑借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於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
有的是關於政治風波、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後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系，《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論是主要產生於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於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系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
其意義雖主要在於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松、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於社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
二、《離騷》是壹部具有現實意義的浪漫主義抒情詩，詩中無論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還是壹些事物特征的描繪，詩人都大量采用誇張的浪漫主義表現手法。神話傳說的充分運用，展開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強了《離騷》的浪漫主義氣韻。
比、興手法的運用，在《離騷》中是非常多見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詩人品質的高潔，以男女關系比喻君臣關系，以駕車馬比喻治理國家等。
《離騷》的形式來源於楚國人民的口頭創作，詩人又將之加以改造，構成長篇，使之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它的語言精煉，吸收了楚國的不少方言，造句頗有特色。
《楚辭》收集戰國時代楚國屈原、宋玉等人的詩歌，西漢劉向輯，東漢王逸作章句。這些詩歌運用楚地的詩歌形式、方言聲韻，描寫楚地風土人情，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辭”。
《離騷》是屈原被貶後寫出來的。本詩在中國歷史上有壹定地位，因為詩人也稱“騷人”。
擴展資料
1、《詩經》創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於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後成為天下***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壹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後，為緩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鬥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
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壹家壹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裏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於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2、《離騷》創作背景
關於《離騷》的創作年代，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裏說：“屈原放逐，著《離騷》。”據此則當作於屈原放逐之後。
今人對此說法不壹，有說作於楚懷王時屈原被疏遠以後，還是作於楚頃襄王時屈原被流放以後，有說作於懷王末頃襄王初，有說始作於懷王時而成於頃襄王初，迄無定論。
關於《離騷》的創作緣由，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系在壹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憤以抒情”而創作的壹首政治抒情詩。
由於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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