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劉半農，我以前所知道的，僅僅知道他是壹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在提倡白話文的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他寫了許多白話文，是白話文運動真正的實踐者。看了《人間世》第十期上的幾篇文章之後，我對劉先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我看的這幾篇文章是：李長之先生的《記念劉半農先生》，蔡元培先生的《哀劉半農先生》，吳稚暉的《失了壹部最珍貴的大字典》，趙景深的《劉復詩歌三種》。這四篇文章三篇是悼念性的文章，壹篇是對劉詩歌集的評析和鑒賞類文章。
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意思就是說壹個人死了，那麽對這個人的評價也就基本上確定了。我始終覺得，就中國而論，只有人死了以後才能真正地對這個人做壹個客觀的評價。人活著，人們就必須要顧及到這個人的地位、權勢、臉面等等諸多問題，於是對這個人的評價壹般是贊揚多批語少。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說“仇人”多的，必然會遭到“仇人”的迎頭痛擊或當頭棒喝，魯迅先生就是這樣的壹例。當然在這兒我們把這樣特殊的例子（因為這樣的例子終究還是極少數的）拋開，回到我們前頭的話題。在中國古代皇帝死後都有謚號，如“漢高祖”、“唐太宗”等等，這壹類謚號壹看就讓人肅然起敬，但另外壹些謚號就不是如此了，如周厲王，如有在天之靈的話，誰也不願別人稱他為“厲”。所以“死”在壹定程度上成了界定壹個人品行的分界線。人入土之後還能留有美名的，他壹定會流芳百世，相反則遺臭萬年。
劉半農先生不幸於1934年7月14日“仙逝”後，很多人都對其進行了哀悼。中國人有個習慣，哀悼別人的同時也就是對其壹生進行評定的時候，所以看壹個人壹生如何就看其死後之悼念文章即可，“窺壹斑而知全貌”。三篇悼念文章各有其特色，各有各的悼念方式。這三篇文章當中，文筆最好、思路敏捷且行文流暢的當推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哀劉半農先生》壹文站得高，有壹種高瞻遠矚的氣勢。文章雖然最短，但最有權威性。在他的筆下，劉半農先生簡直是可和培根（蔡元培先生可能贊成“培根就是莎士比亞”這壹歷來爭論不休的觀點）、歌德並駕齊驅的人物，因為他不僅是文學家，同時又是科學家。作者結合自己和劉的交往舉了許多事例，不由人不信他的所言。三篇文章中寫得感情最真摯的莫過於李長之的《記念劉半農先生》，作為壹個青年後起，李長之的文筆雖顯稚嫩和平實，但在敘述文字的字裏行間我們還是能體會到李長之對劉半農先生的敬仰和欽佩之情，特別是對劉半農先生人格和道德修養的贊謚讓我們真正地和劉半農先生進行了跨世紀的近距離“觸摸”。三篇當中吳先生的《失了壹部最珍貴的大字典》寫得最活。我從來沒有想到悼念性的文章還可以用這種亦莊亦諧的形式來寫。這篇文章雖然有點像在編故事或寓言，但讀後真正讓我們對劉半農先生的逝世感到無比的惋惜和悲痛。
趙景深先生是采用了另外的形式來悼念劉半農先生的：分析劉先生的作品。在這兒我也就不再詳加分析了。
通過這幾篇文章，劉半農先生的形象在我腦海中生成：壹個平和的人，壹個具有書生氣質的平和的、或許還帶著金邊眼鏡的人。我覺得他正用他那雙睿智而又溫和的目光望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