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長於抒情
阮詩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非壹時壹地之作，是其壹生政治感慨的記錄。後人對之多有關註和評價，如：
鐘嶸曰：“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詩品?上》。
王世貞曰：“阮公在《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著論宗佳耳”《藝苑巵言》。
陸時雍曰：“八十二首俱憂時閔亂”《詩鏡》，《魏》。
張燮曰：“《詠懷》八十二章，拉首陽，拍湘累，悲繁華，憐夭折，深心轆轤，而故作求價語雜之，蓋身不能維世，幫逃為驚世。廣武之嘆，蘇門之嘯，窮途之慟，綜憂樂而橫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詠懷自是曠代絕作……且其托體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標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當時雄猜之渠長，無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還了無覓腳根處”《古詩評選》卷四。
沈德潛曰：“阮公詠懷，反復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於中”《古詩源》。
吳汝綸曰：“要其八十壹章，決非壹時之作，吾疑其總集平生所為詩，題為《詠懷》耳”《古詩鈔》。
作為玄學家的阮籍，其生活於魏晉易代之際，當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詩人“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文選》，故而“本有濟世去”《晉書?阮籍傳》的他，在人命危賤的時代，迫於司馬氏集團的黑暗統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因此，只有寄情老莊，將壹位正直知識分子的滿腔憤懣發而為詠懷詩，形成其為獨特的抒情風格，其抒情意味極濃，各篇都有感而發。
二、工於比興和象征
關於比興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國古典詩歌確實有寄托象征的傳統，美人香草、春蘭秋菊各有習慣的寓意。詩人有時不敢或不願把自己的政治見解明白說出，就用隱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給讀者。有時為了使詩歌含蓄蘊藉，也故意隱去真意，用其他事物來比興。那些題為詠懷、詠史、感遇、感懷的作品，尤其多用這種手法”。從袁氏的闡釋中，我們可以看出阮詩工於比興和象征，除了詩人對藝術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詩人別有所托。阮詩“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詩品?上》，這也與其所處時代有關，他不滿司馬氏，但身仕亂朝，常恐遭禍，故處世極為謹慎，作詩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興象征的手法來表達感情，寄托懷抱，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評阮詩：“遠紹《國風》，近出於《十九首》”《古詩評選》，陳祚明評曰：“公詩自學《離騷》，而後以為類《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詩選》，嚴羽曰：“黃初以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內骨”《滄浪詩話?詩評》，黃節曰：“若阮公之詩，則小雅之流也”《阮步兵詠懷詩註》序篇。上述諸例說明，阮詩工於比興象征，還源於其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大膽繼承和發揚光大，這是壹位有識之士在文學創作上的大膽嘗試。
三、精於用典
眾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話或歷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體驗、想象、理解、談論當下事件、情狀或環境的心理、語言和文化行為。在司馬氏的高壓政策下，阮籍懷才不遇，雖說“亂世之音怨且怒”《禮記?樂記》，但作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憑借古人古事來隱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這正如清?趙翼說：“詩寫性情，原不專恃數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則壹典已自有壹意，作詩都借彼之意，寫我之情，自然倍覺深厚，此後代詩人不得不用書卷也”《甌北詩話》。
綜上所述，阮詩之所以含蘊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是由於時代的悲風苦雨敲擊著詩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潛曰：“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說詩啐語》，加之詩人：“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博覽群籍，尤好《莊、》《老》”《晉書?阮籍傳》，故其詩能收到蘊味無窮的藝術效果，產生永不衰竭的藝術生命力。
答案補充
也可以簡單概述如下：
阮籍<詠懷>詩向以"闕旨淵放,歸趣難求"著稱,這與其出色的藝術手法密不可分.其藝術特色大體可分為六個:壹是意象的象征性,二是曲折隱晦的抒情性,三是對比手法的大量運用,四是濃郁浪漫的玄思性,五是語言的"言近旨遠",六是對五言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