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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奪去聶魯達生命的不是癌癥,而是12天的悲傷?

紀念聶魯達誕辰壹百周年:我承認我經歷了許多滄桑。

新華網(2004年7月20日13: 49: 43)來源:論壇報國際先驅導報。

《國際先驅論壇報》特約撰稿人陸深報道,33年前,當聶魯達最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已經67歲了。或許這個獲獎年齡在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並不算太老。但對聶魯達來說,這個獎項來得太晚了。兩年後,他因病去世。

33年後的7月12日,壹趟“詩人特勒”之旅從智利聖地亞哥起航,抵達341公裏外的帕拉爾。國家鐵路公司專門開通的列車載著拉戈斯總統和300多名國內外客人。帕拉爾火車站改名為“聶魯達站”,拉格斯說,聶魯達的詩至今仍激勵著智利人。智利的普通人說他們的聶魯達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詩人。聶魯達家鄉的人們正在寫世界上最長的詩來紀念這位詩人的百年誕辰。

“世界變了,我的詩也變了。”

聶魯達,原名內夫塔利·裏卡多·雷耶斯·巴索阿爾托。在14歲的時候,他讀了捷克詩人揚·聶魯達的短篇小說後,決定用“聶魯達”作為自己的筆名。那時,他已經在報紙上發表了壹篇文章。當時,他在智利南部邊境小鎮特木科學校的老師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是智利著名女詩人,也是拉美第壹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她的啟蒙下,聶魯達在10歲時開始寫詩。16歲時,聶魯達在塔木科市的詩歌比賽中獲得壹等獎,壹舉成名。1923年8月,聶魯達出版了他的第壹本詩集《黃昏》。1924年又出版了《二十首情詩和壹首絕望的歌》,奠定了他在詩壇的地位。

從65438年到0928年,聶魯達進入外交領域,被派往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壹些國家擔任領事。20世紀30年代中期,通過與革命詩人加西亞·洛爾加和拉斐爾·阿爾伯特的接觸,聶魯達開始重新定義政治詩歌的方向。在《大地的居所》第三卷中,我寫到了西班牙內戰:“世界變了,我的詩也變了”。

西班牙內戰爆發後不久,洛爾加被法西斯殺害。作為好朋友,聶魯達的去世令人非常難過,並對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深表同情。這時,我心中的西班牙產生了,並在反法西斯陣線廣為流傳。這種同情促使智利政府將他召回中國。後來,聶魯達於1939年回到歐洲,擔任西班牙流亡政府駐巴黎的領事。從1940到1943,聶魯達為玻利瓦爾寫了壹首歌,為斯大林格勒寫了壹首情歌等等。,還出版了詩集《葡萄園微風》、《在匈牙利用餐》、《沙漠之家》、《曼吉集》等。智利總統拉戈斯曾說,“聶魯達用他的詩歌為拉丁美洲寫下了新的歷史。”

“唯壹的武器就是言語。”

1945年,聶魯達當選為國會議員,並獲得智利國家文學獎。同年7月,加入智利制片人黨。1949後,因國內政局變化,流亡中國,前蘇聯,意大利。不久,他被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成員,並獲得了斯大林國際和平獎。1953年,聶魯達回到了祖國。

自從12天以來,人們說殺死聶魯達的不是癌癥,而是悲傷。9月1973,11,聶魯達在黑島忙著敲定他的八首詩,準備在他70歲生日的時候出版。“黑島”是聶魯達的詞。事實上,它既不是壹個島,也不是黑色的。突然,關於軍事政變和他的朋友薩爾瓦·阿連德總統死亡的消息從廣播和電視中傳出。然後,武裝士兵出現了,在他的花園裏挖了三英尺,尋找武器。聶魯達坦言,“妳在這裏能找到的唯壹武器就是文字。”12天後,聶魯達去世了。

智利作家兼散文家博洛迪亞·泰特爾鮑姆曾說,雖然聶魯達已經去世30多年了,但如果他的詩不死,他就永遠不會死。

錢鐘書先生曾經說過,“在所有的選集裏,小家庭總是占優勢,那些總存幾首歌的小家庭占優勢。只有這壹點點好事會讓讀者著迷,不知道他們的樣本都是他們的所有,偉大的作家卻不是。”這對聶魯達來說尤其合適,他的詩太多了。聶魯達的詩歌融合了智利民族詩歌的傳統和西班牙民族詩歌的特點,兼容了波德萊爾、韓波等法國現代主義詩人的內涵和惠特曼的自由詩形式。早期的詩歌帶有濃厚的浪漫色彩,後期的詩集《大地的居所》更增添了孤獨和痛苦。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鬥爭後,詩歌開始變得活潑起來。尤其是《滿哥記》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的改寫。在評論家Ennikumario Santi的文章中,曼戈吉被稱為聶魯達對《聖經》的模仿。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說他的詩“復活了壹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

“向中國致敬”

聶魯達的詩集裏有兩首詩:《向中國致敬》和《中國大地之歌》。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兩次訪華。有壹次在1951,他和蘇聯作家愛倫堡來到中國,為宋慶齡頒發斯大林國際和平獎(後稱列寧國際和平獎)。另壹次是在1957年,我和巴西作家卡西迪從南美來到中國,到了昆明和重慶,然後乘船順流而下,過了三峽和漢口...

中國詩人艾青兩次訪華時都在場。也許是因為“妳愛大海,我也愛大海”:他們都在各自的國家受到過反動勢力的迫害,都呼籲過各自民族的民主和解放。因此,聶魯達和艾青成了好朋友——“我們將永遠在海上航行”。

聶魯達說過,“愛是如此短暫,而遺忘是如此漫長”。有人說,在智利獨裁結束14年後的現在,嚴酷的意識形態戰爭所造成的創傷正在逐漸愈合,與此同時,右翼保守勢力對聶魯達的敵意已經從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消退。聶魯達可以安息了,他的祖國幸運地走出了不幸,告別了自己的“9.11”。

聶魯達去世壹年後出版的回憶錄《我承認,我經歷了很多滄桑》寫道:壹個詩人,如果不是現實主義者,就會被毀滅;然而,壹個詩人,如果他只是壹個現實主義者,也會被毀滅。如果詩人是壹個完全的非理性主義者,他的詩只能由他自己和他的愛人來讀,這是相當可悲的;如果詩人只是理性主義者,連驢子都能讀他的詩,那就更悲劇了。

“我是妳的夢想,僅此而已,僅此而已,”聶魯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