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詩歌創作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歷來有詩國的美譽。早在西周到春秋時期，就有了《詩經》的集子。戰國時期，盡管中原戰亂，文人熱衷於縱橫技法或理論思辨，詩歌稀疏，但南方楚國出現了大詩人屈原，翻開了詩歌發展史上嶄新的壹頁，足以讓這壹時期的詩壇大放異彩。但是，從秦到漢的400年間，詩歌創作非常低迷，因為這是文學上的辭賦時代。直到東漢末年，幾乎沒有值得稱道的詩人詩作，孤獨的詩壇普遍冷清。然而，恰在此時，從漢武帝采詩夜誦到東漢謠言四起，大量優秀的漢族民間詩歌以樂府的形式保存下來，不僅及時填補了漢代詩壇的相對空白，而且變沙漠為花園(《余冠英樂府詩選序》)。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漢樂府的民歌，使始於《詩經》的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發展成為更豐富、更有創造性的傳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漢代樂府民歌對後世詩歌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當然首先表現在對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上，這種傳統是以悲喜為基礎的，是由事件引起的。正是在漢樂府民歌的滋養下，漢代直面人生的詩人的創作逐漸活躍起來，從最初的模擬到創新，為建安詩壇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建安魏晉風度是初唐陳子昂詩歌革新運動的壹面旗幟。盛唐時期大詩人杜甫的《三官三別》等不朽詩篇，中唐時期白居易、元稹推動的新樂府運動，晚唐時期的皮日休正樂府，以及整個唐代，漢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對現實主義詩歌創作起到了指導作用。就連晚清著名詩人黃遵憲，在舊民主革命時代也自覺地走上了樂府哲學。樂府民歌開創的五言詩體，壹直是我國古典詩體的主流，樂府民歌在敘事技巧、語言藝術等方面發揮了顯著的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