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佐夫經常與僑民中的革命者交往，深受波特的影響。充滿革命激情的《松樹》(1872)這首詩為他贏得了聲譽。後來，伐佐夫加入了Cabo·列什科夫領導的索博特秘密革命委員會，為武裝起義做準備。這壹時期發表的《帕納久裏斯與起義軍》壹詩號召人民戰鬥，對1876年4月起義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四月起義失敗後，流亡羅馬尼亞，繼續在布加勒斯特寫詩，反映了人民“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揭露了外國統治者鎮壓起義的殘酷，反映了人民的苦難。詩歌《旗與秦》(1876)、《保加利亞的悲哀》(1877)是傑出的代表作。這兩部詩集和《救贖》(1878)構成了描寫四月起義的三部曲，促進了保加利亞進步詩歌的發展。
1878年，保加利亞獲得獨立，伐佐夫回國擔任別爾科維察地方法院院長。這壹時期創作了中篇小說《米特羅凡和陶爾米多爾斯基(1882)》，描寫了壹個綽號“小豬”的法官和壹個綽號“狗頭”的律師這兩個朋友的醜惡處境，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深刻嘲諷了外省上流社會生活的庸俗和無聊。
1880年，伐佐夫移居普羅夫迪夫，組織了壹個名為《科學》的文學團體，創辦了壹本同名雜誌；後主編《黎明》雜誌和《人民之聲報》，出版詩集《秦》(1881)、《田野與森林》(1884)、《意大利》(1884)、中篇小說《流放》(1884)。他還創作了壹系列詩歌《被遺忘的史詩》，塑造了壹系列民族英雄，標誌著伐佐夫愛國主義詩歌的高峰。此外，他的《石山》、《紮戈爾卡》(1883)等八首長詩都是以爭取民族解放為題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