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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靈魂”與魯迅小說

本文主要從社會背景和作者的生活基礎兩個方面論述了魯迅小說中的悲劇意識,同時也探討了其小說悲劇的社會深刻性。作者認為,中國現代社會的社會狀況和魯迅自身的生活基礎是其小說悲劇意識產生的外部條件和內部因素。苦難的近代史,浸透了中國全社會的血淚。魯迅童年的家庭變故和青年時期的求學經歷是促使其思想轉向悲哀的核心。他小說的悲劇意識具有深刻的社會性。了解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魯迅小說,更透徹地理解魯迅小說的思想內容。

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悲劇,有壹定道理。在我們的古代文學中,能稱得上真正悲劇的作品真的很難找到。所謂真正的悲劇,是指古希臘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悲劇,俄狄浦斯王的悲劇,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中的悲劇,深刻而徹底的悲劇。這樣的悲劇,在我們的古代文學中,真的很難找到。看來我們的祖先並不是很喜歡悲劇,他們壹直想要快樂。壹些堪稱悲劇的作品往往以喜劇結尾,給讀者和觀眾壹種心理上的滿足。否則,如果觀眾眼含淚水,心情沈重地走出劇場,他們也不會這麽做。在古代文學中,最悲劇的作品大概就是湯顯祖的《牡丹亭》了。據說湯顯祖寫這個劇本的時候,躲在柴房裏哭了三天三夜,就像巴爾紮克哭他老人家壹樣。另壹名演員在演唱《牡丹亭》時因悲傷過度,當場死在舞臺上。壹個癡情的女人看完《牡丹亭》後,忍不住寫道,“窗外不忍聽,又看了壹遍《牡丹亭》。世界上也有我這樣的傻逼,只有小青壹個人難過。”可見這部作品有多悲傷,但這部堪稱中國第壹悲劇的作品,最後還是有了壹個圓滿的結局。其他的,比如《杜十娘怒寶箱》,總讓人覺得自己的悲傷不完整,自己不夠。

魯迅先生。王先生對悲劇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他認為悲劇就是“毀掉壹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給人看”。喜劇當然讓我們滿足,但悲劇讓我們思考更多;喜劇讓我們向往生活的美好,悲劇卻讓我們直面生活的苦難。人生有喜劇,但人生有很多悲劇。我們說魯迅的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真正的悲劇,不是從他的作品能賺到讀者多少眼淚這個角度來說的。如果以眼淚的多少作為評價悲劇的標準,那麽魯迅的小說無論如何都不是悲劇;只有更早的電影《媽媽再愛我壹次》,最近的《幸福媽媽》才能稱得上是“催淚瓦斯”悲劇。但從悲劇的社會深度來說,這兩部電影根本不能和魯迅的小說相比。我們常說魯迅的小說是“笑中帶淚”,這個評價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魯迅小說的悲劇特質。“笑”是他小說的外在形式特征,“淚”是“笑”的本質;“笑”是第壹反應,“淚”是深思的結果。魯迅小說用“笑”的外衣包裹了“淚”的內核。所以魯迅小說的本質是悲劇的,是深深的悲劇。例如,他的第壹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他的小說悲劇的基調,而其他如《阿

任何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必然會打上作者所處時代的烙印。即使是反映上壹個時代的事件,也不可能沒有這個時代的影子在裏面。所以,討論壹部作品的思想內容的形成特點,就要談到作者所處的社會背景。魯迅小說產生於中國現代社會的歷史背景下。自然,他的小說深受時代的影響,其悲劇意識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那麽,這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形勢有什麽特點呢?

中國近代史是壹部屈辱的歷史。從第壹次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我們的民族經歷了壹百多年的戰爭洗禮。甚至在魯迅活著的時候,我們已經遭受了七八十年的戰爭災難。經過多年的被動欺淩,中國社會的每壹個細胞都浸透了淚水,中國人的內心早已浸透了血淚。在血淚中長大的中國人有過幾次悲傷的回憶。可以說,悲劇幾乎成了那個時代每個中國人骨髓裏的東西。

可見,魯迅棄醫從文,是為了改變民眾的冷漠麻木,他是擔憂和憤怒的。註定了他的文章必然會帶著深深的悲劇氣息。這種悲劇氣氛顯然是時代和苦難深重的現代社會所賦予的。

魯迅早期的思想特征是與其生活經歷分不開的。家裏從小康突然陷入貧困,小小年紀就嘗遍了人間冷暖;出國求新;他幾次改變自己的夢想,確立了文學救國的理想...這壹系列經歷對他早期的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家庭的變故讓他感受到了涼薄和普通人的冷漠。看到中國人在國外受到的歧視,激起了他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國人自己的不爭氣,讓他悲痛欲絕,決心改造國民性;進化論對他的影響使他總是對未來充滿希望...他的夢想幾經變遷,卻始終沒有擺脫救國救民的核心。壹方面是弱小的民族現實,另壹方面是民眾的愚昧麻木,促使魯迅以悲涼的心情去表現這種現實,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劇情懷去鞭策民眾,這自然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深深的悲劇感。

探索國民性是魯迅壹生的事業。國民性問題壹直是魯迅痛苦的問題,他以偉大的歷史啟蒙為軸心構建了自己的小說世界。在造成歷代王朝悲劇命運的諸多因素中,突出文化因素對人們心靈的扭曲和絞殺,是《吶喊》、《仿徨》創作的基本著力點。在他的小說中,雖然對趙爺爺、魯大師、四鉻先生、七大偉人等食人譜系的成員進行了恰如其分的批判,但他們卻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潛意識中的卑鄙擠出來公開展覽;但更多關註的是對愚蠢弱小公民的嚴厲分析。特別殘酷的現實是,像祥林嫂和A這樣的人

魯迅要揭示的是國民性的劣根性。在他看來,群眾永遠是公開展示的材料,永遠是麻木的看客。他將以犀利的筆鋒,揭露隱藏在中國人靈魂深處的醜惡,吸引啟蒙者和社會改革者的關註,以改變國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