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社會動蕩對生產力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仁人誌士憂國憂民，對軍閥混戰不滿，對人民遭受的災難表示同情。由此形成了以關心民生、憂國憂民、誌在建功等社會內容為主的建安文學，其藝術風格慷慨悲涼、富有生命力。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燦、徐幹、阮瑀、楊穎、柳真）等作家以深厚的學識和良好的修養繼承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以建安年間社會和人民的苦難為題材，使文學創作進入了自覺階段。曹操寫的詩，如“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是東漢末年的記錄。“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等詩詞體現了剛健剛健的精神，剛健有力，樹起了建安風骨的旗幟。
建安文學的成就空前絕後，造就了壹大批優秀詩人，開創了文學創作的新紀元，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品，使中國詩歌的文學形式從民間進入了藝術殿堂，尤其是五言詩的創作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使詩歌成為最具創造力的文學體裁，在古典文學的百花園中百花齊放，從題材、體裁和寫作技巧等方面對盛唐詩歌和中唐新樂府運動產生了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