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壹主題。當時社會動蕩，生靈塗炭，疫病流行，很多人短命。比如曹植死於465，438+0，王燦、徐幹、楊穎、劉振、陳琳都死於疫情。這種情況極大地刺激了文人。面對短暫而艱難的人生，建安詩人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壹種是單純的慨嘆，如:“人世無盡，民生甚狹”(劉真)；“好時光轉瞬即逝，身是塵土”(阮瑀)；二是感嘆歲月短暫，功名未立，卻苦苦追求。曹操的短歌是這方面的典型。第三類是在有生之年努力突破命運的局限，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壹點在曹操的《龜的壹生》等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對後世有誌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漲的時代。建安詩人自視甚高，以文采武藝自負。寫詩時，他們拒絕追隨前人或模仿同行，而是試圖以另壹種方式展現自己的獨特風貌。比如曹操的詩，直抒胸臆，哀婉悲涼，神韻厚重；曹丕的詩婉約婉約，有文采；曹植的詩“脊梁極高，采華懋之言，怨雅，文筆有致”(鐘嶸詩)；王燦和劉真的詩“鐘鉉浮躁，所以鶴立雞群，碩果累累在生意上，我生氣了，所以我的話很強烈，我的感情很可怕”(劉勰《文心雕龍？正文”)。在詩體的運用上，他們也各有匠心。曹操的四言詩，壹時獨樹壹幟；曹丕的《葛炎行》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燦、劉真、蔡琰以五言詩著稱。就詩歌語言而言，曹操、、陳琳相對樸實，曹丕、王燦相對優美。曹植以其人品和文采，成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代表。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特魅力的象征。
因為“世亂，風衰，俗怨”，建安的詩充滿了悲劇色彩。他的詩“要麽描寫壹場豐盛的盛宴，要麽傷害和守衛，他的野心不是出於傲慢。”離別與哀愁》(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曹操詩悲，曹植詩“頗憂人生”。建安詩人處在時代和個人悲劇的交匯點。他們都敢於正視苦難的社會和人生，勉勵自己和他人珍惜時間如金，早日建功立業，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