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杜甫“先順君，後使俗純”的理想(《贈魏作成二十二韻》)，“盜粟與契”
對“永白子”的追求，尤其是祖師爺杜預、杜對“為官守儒”(《入雕表》)家族傳統的推崇，以及十年困長安、十年求官，都表明了他繼承為官原則的堅定態度。
3.亂世之後，杜甫兩次歷盡艱難險阻，到蘇宗府中，在被留下收拾殘局時毫不避諱地自焚救府衙，無不表現出他的建功立業的欲望。但真正表現出他接受儒家人生價值觀的高度自覺的是，無官壹身輕，尤其是在漂泊異鄉、窮途末路的時候，他依然關心國家的命運，時刻不忘“為君子”，時刻關心國家和人民。這種堅持和真誠，突破了孟子“窮而善待自己，善而善待世界”(孟子之心)的人生境界。
4.當然，儒家的人生觀並沒有給杜甫帶來真正的建功立業的機會，但於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詩人，是因為沒有理想，就不會有理想無法實現的苦悶，沒有那種根深蒂固的價值取向，就不可能塑造出始終面向現實、面向生活、面向人民的詩人性格，也就不可能形成杜甫獨特的憂國憂民、不能建功立業的思想基調，其次，這也是杜甫在詩歌創作上勤奮認真的原因。這樣壹種對生活和創作的基本態度，使杜甫比任何時代的任何詩人都更能描寫現實、社會、國家和人民。這就是所謂的“留在壹個老人，討論早晚”(兩句詩《雨》之壹)，為後人留下了壹幅壯麗而深刻的唐朝歷史畫卷，贏得了壹片崇高。(備註:第四點可以單獨做壹個題目:儒家人生價值觀對杜甫詩歌創作的實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