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的住處在南京珞珈路,原為22號,現為頤和路西側珞珈路48號。他壹擡頭,忽見壹座灰磚木結構的二層小樓,是中國“氣象之父”竺可楨的舊居。竺可楨在20世紀30年代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時建造了這座別墅。當時他每天早上記錄院子裏的溫度、濕度、天氣等氣象條件,整理出中國降雨量、中國氣溫、中國氣候資料等。綜合全國各地各氣象站的數據,據說是中國有記錄最長、站點最多、質量最有保證、內容最全的壹次降水和降水。但是,竺可楨沒在這裏住幾年。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任命他為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壹個人來到杭州,再也沒有在這裏生活過。次年,抗日戰爭爆發,朱校長帶領浙大600多名師生西遷,他的夫人魂和幾個孩子也隨學校西遷。結果,在第二年的1938,張夏·索爾和他的小兒子朱恒都因為可怕的痢疾死在了路上。
轉眼到了抗戰勝利八年後,竺可楨帶領浙大“復員”杭州,期間回到南京尋找故居。在他的日記裏,也就是1945 10 10月15,是這樣記載的:到了珞珈路22號,見他“相貌與八年前無異,住在,偽財政部長(劉福範稱為政務次長,受周佛海信任)。陳已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兒。”原來,竺可楨的老宅是南京淪陷時汪偽漢奸政府要員所住。當時漢奸雖然已經被拘留,但是他的家人還住在裏面。
顯然,竺可楨充滿了憤怒。他還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山西人,妻揚州人,出身寒微,恐為妓。”我所有的書都死了。問壹下,據雲,目前沒有書架,不看也能知道。"
漢奸,籍貫,妻子出生地,大概是竺可楨從別人那裏得來的;至於他藏在老房子裏的書,他親眼看到它們都無處可尋。此外,他聽說家裏連壹個書架也沒有。這個非法擁有者可謂“劉翔沒讀書”。
竺可楨的日記,要麽是別人誤傳,要麽是自己的錯誤,寫錯了壹個字,就是陳俊彥,不是“山西人”,是陜西人。
說起陳俊彥,他不僅是陜西人,還是個“老陜西”。因為說到他,我不得不說,陳伯蘭和吳宓這兩位民國名人和著名學者,似乎和他沒有什麽關系。原來,陳俊彥是著名學者、三秦名人陳伯蘭的長子,是中國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新人文主義者”吳宓的堂弟。這真是壹個“骯臟的西方”。毀了三原陳家的家風,汙了三原吳老爺的門派。
陳伯蘭(1866——1923),本名陶,是伯蘭人,其行以字為主。陳伯蘭小時候就讀於三原東關大胡子周古月齋,師從嶗山大教育家劉谷余(當時有“南康北流”之稱,“康”即康有為)。後隨劉谷余赴涇陽“渭京書院”深造,並於戊戌年(1889)參加鄉試。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陳伯蘭帶著幾個“老陜”李全興、彭在京拜訪康有為,並慷慨參與“公車上書”。此後,他受劉谷余的委托,除了參觀紡織、船炮制造、印刷等近代工業外,還考察了武漢、蘇州、上海等地的工業發展情況。陳伯蘭此行真正開啟了近代陜西的“開關”。後來,他把此行的成果帶回了陜西,不僅有“軟件”的許多新書刊,還有“硬件”的壹臺日用軋花機(不久在涇陽西關建立了軋花廠,據說這是機器軋花第壹次傳入陜西)。
陳伯蘭的走紅除了受到劉家鈺的影響外,還與清代陜甘總督墨濤較為“開明”有關。也正是在西王母復辟之際,新思想生根的“衛景院”師生得以幸免。此後,陳伯蘭仍活躍在省外教育領域。他在廣州創辦了廣東高等工業學校,多次前往日本采購先進的教學設備,培養了許多人才。民國後,陳伯蘭先後在上海、北京等地生活,在北洋政府財政部門任職。
陳伯蘭著有《裴私議和約》、《沈安齋詩集》、《南亭鈔》、《偶有廣東同伴的故事》、《入蜀日記》、《國家稅務總局文章》等多部著作。陳伯蘭也是著名的三秦詩人之壹。他崇尚唐詩,尤其是杜甫。康有為曾贊嘆:“博蘭詩蒼勁,學少陵,李勉學玉溪,而神似山,相逢亦同。”陳博蘭是吳宓的叔叔,吳宓十幾歲時就受過教育。吳宓後來評論他的詩說:“叔父為詩,取法興唐,直入工學部,參於豫西。我這輩子不宋立科詩,晚年偶爾做,還是不壹樣。”受其影響,吳宓推崇唐詩而不推崇宋詩,所謂“蘇米不喜江西派宋詩”,而吳宓早期的詩歌直白,缺乏回味,陳伯蘭試圖糾正其缺點,故其詩風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