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的住處在南京珞珈路，原為22號，現為頤和路西側珞珈路48號。他壹擡頭，忽見壹座灰磚木結構的二層小樓，是中國“氣象之父”竺可楨的舊居。竺可楨在20世紀30年代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時建造了這座別墅。當時他每天早上記錄院子裏的溫度、濕度、天氣等氣象條件，整理出中國降雨量、中國氣溫、中國氣候資料等。綜合全國各地各氣象站的數據，據說是中國有記錄最長、站點最多、質量最有保證、內容最全的壹次降水和降水。但是，竺可楨沒在這裏住幾年。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任命他為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壹個人來到杭州，再也沒有在這裏生活過。次年，抗日戰爭爆發，朱校長帶領浙大600多名師生西遷，他的夫人魂和幾個孩子也隨學校西遷。結果，在第二年的1938，張夏·索爾和他的小兒子朱恒都因為可怕的痢疾死在了路上。
轉眼到了抗戰勝利八年後，竺可楨帶領浙大“復員”杭州，期間回到南京尋找故居。在他的日記裏，也就是1945 10 10月15，是這樣記載的:到了珞珈路22號，見他“相貌與八年前無異，住在，偽財政部長(劉福範稱為政務次長，受周佛海信任)。陳已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兒。”原來，竺可楨的老宅是南京淪陷時汪偽漢奸政府要員所住。當時漢奸雖然已經被拘留，但是他的家人還住在裏面。
顯然，竺可楨充滿了憤怒。他還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山西人，妻揚州人，出身寒微，恐為妓。”我所有的書都死了。問壹下，據雲，目前沒有書架，不看也能知道。"
漢奸，籍貫，妻子出生地，大概是竺可楨從別人那裏得來的；至於他藏在老房子裏的書，他親眼看到它們都無處可尋。此外，他聽說家裏連壹個書架也沒有。這個非法擁有者可謂“劉翔沒讀書”。
竺可楨的日記，要麽是別人誤傳，要麽是自己的錯誤，寫錯了壹個字，就是陳俊彥，不是“山西人”，是陜西人。
說起陳俊彥，他不僅是陜西人，還是個“老陜西”。因為說到他，我不得不說，陳伯蘭和吳宓這兩位民國名人和著名學者，似乎和他沒有什麽關系。原來，陳俊彥是著名學者、三秦名人陳伯蘭的長子，是中國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新人文主義者”吳宓的堂弟。這真是壹個“骯臟的西方”。毀了三原陳家的家風，汙了三原吳老爺的門派。
陳伯蘭(1866——1923)，本名陶，是伯蘭人，其行以字為主。陳伯蘭小時候就讀於三原東關大胡子周古月齋，師從嶗山大教育家劉谷余(當時有“南康北流”之稱，“康”即康有為)。後隨劉谷余赴涇陽“渭京書院”深造，並於戊戌年(1889)參加鄉試。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陳伯蘭帶著幾個“老陜”李全興、彭在京拜訪康有為，並慷慨參與“公車上書”。此後，他受劉谷余的委托，除了參觀紡織、船炮制造、印刷等近代工業外，還考察了武漢、蘇州、上海等地的工業發展情況。陳伯蘭此行真正開啟了近代陜西的“開關”。後來，他把此行的成果帶回了陜西，不僅有“軟件”的許多新書刊，還有“硬件”的壹臺日用軋花機(不久在涇陽西關建立了軋花廠，據說這是機器軋花第壹次傳入陜西)。
陳伯蘭的走紅除了受到劉家鈺的影響外，還與清代陜甘總督墨濤較為“開明”有關。也正是在西王母復辟之際，新思想生根的“衛景院”師生得以幸免。此後，陳伯蘭仍活躍在省外教育領域。他在廣州創辦了廣東高等工業學校，多次前往日本采購先進的教學設備，培養了許多人才。民國後，陳伯蘭先後在上海、北京等地生活，在北洋政府財政部門任職。
陳伯蘭著有《裴私議和約》、《沈安齋詩集》、《南亭鈔》、《偶有廣東同伴的故事》、《入蜀日記》、《國家稅務總局文章》等多部著作。陳伯蘭也是著名的三秦詩人之壹。他崇尚唐詩，尤其是杜甫。康有為曾贊嘆:“博蘭詩蒼勁，學少陵，李勉學玉溪，而神似山，相逢亦同。”陳博蘭是吳宓的叔叔，吳宓十幾歲時就受過教育。吳宓後來評論他的詩說:“叔父為詩，取法興唐，直入工學部，參於豫西。我這輩子不宋立科詩，晚年偶爾做，還是不壹樣。”受其影響，吳宓推崇唐詩而不推崇宋詩，所謂“蘇米不喜江西派宋詩”，而吳宓早期的詩歌直白，缺乏回味，陳伯蘭試圖糾正其缺點，故其詩風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