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是壹個復雜多變的詩人，其文風的變化軌跡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整個詩壇三十多年來的壹個趨勢，即先西化後回歸。在臺灣早期的詩歌論爭和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鄉土文學論爭中，余光中的詩歌理論和創作表現出強烈的鼓吹西化、忽視讀者和脫離實際的傾向。正如他自己所說，“少年時，筆尖沾了希頓·淩克的余波，或是泰晤士河的河水。釀酒業無非是1842年的酒。”
20世紀80年代以後，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對他的創作的重要性，他把他的詩歌之筆伸回了那個大陸，寫下了許多充滿感情的思鄉詩。他對鄉土文學的態度從反對到善待，呈現出明顯的由西向東回歸的軌跡，因此被臺灣省詩壇稱為“浪子”。
余光中的文學語言復雜多變，他力求在“中國文字的風爐”中鍛造壹顆丹。在他的散文集《快樂旅行》的後記中有這樣壹段話，我們可以壹窺究竟。“在《快樂旅行》、《鬼雨》等作品中，我很想做出壹個丹於中國的文字風爐。在這類作品中，我嘗試將中國的文字壓縮、壓平、拉長、銳化，拆解放在壹起，折疊再折疊，以此來測試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把中國的文字交響成不同句法的大樂隊，作家的筆要像交響樂的指揮棒。只要看看林語堂等作家的散文怎麽還在單調死板的句法裏。中國的現代散文家應該恍然大悟，散文早就該革命了。”
從詩歌藝術的角度來看，余光中是壹個“藝術的壹夫多妻者”。他的作品風格極不壹致。總的來說，他的詩歌風格因題材而異。表達意誌和理想的詩歌壹般氣勢磅礴，鏗鏘有力，而描寫鄉愁和愛情的作品壹般細膩柔和。著有《周子挽歌》、《藍色羽毛》、《天國夜市》、《鐘乳石》、《萬聖節》、《蓮會》、《武陵少年》、《跳動的音樂》、《冷戰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種詩集。其中最著名的是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