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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戰友重逢散文

去年秋天,壹個老人找到我,說他是我父親的老戰友,讓我給他介紹他的父親。

父親常文華86歲。雖然他病得不重,但已經多年不能出門了。我領著老人繞過幾條狹窄的胡同,進了他父親的家。老人環顧屋內,喃喃自語:“還是老農風,三間老房子,壹臺舊電視,壹個土炕……”當他父親看到客人時,他站起來迎接他們。我正要自我介紹,父親眼睛壹亮,用罕見的激動聲音說:“是老張。妳還來看我嗎?”老張壹把抓住父親的腳步,盯著他看了壹會兒,用長長的悲傷的聲音說:“老常,我終於可以再見到妳了。村民向妳問好!”說完,兩個老人抱在壹起,也不知道是哭還是笑,互相毆打...

兩位老人互訴舊事,我聽到了很多我鮮為人知的關於父親的故事。

我父親是榆社縣南河底村人。1937年,他秘密申請加入中國* * *生產黨,成為鄰近山區農村的第壹批黨員。1940年,日軍入侵榆社。在上級黨的領導下,與鄰近的周村、大寨、馬村(當時叫大邊村)建立了黨支部。他擔任支部書記,組織群眾抗日。張叔是他父親在本村發展的第壹批黨員,也是本村抗日政權的村長和民兵隊長。解放後,他擔任了多年的村支書。抗日戰爭期間,他們壹起抗擊日本侵略者,保護村民的安全。解放後,父親到他所在的村裏下鄉勞動,他們壹起從事生產建設,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

今天,通過張舒的敘述,我對父親在抗日戰爭中的事跡和反右派鬥爭的經歷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解放初懂事的時候,看到當地家庭貼的政府印制的宣傳年畫,畫的是父親和戰友爬上山頭抗擊日軍,面對死敵,還畫字介紹父親是“太行殺老人英雄”。長大後,在縣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關於榆社黨史人物的回憶》壹書中看到壹段簡介:“豫北民兵頑強抗日”,南河底周圍村民粉碎漢奸維護日軍的陰謀,組織戰鬥隊打鬼子,兩次伏擊日軍,壹次打死八人,又打死兩人。他們還組織鄰村民兵配合八路軍積極騷擾據點內的敵人,到太谷、祁縣破壞敵人的交通和電話線,成為八路軍的得力幹將,受到太軍分區的表彰。

張舒的敘述讓我對父親的過去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張叔說:“戰時我們很難和生命抗爭,有壹天可能會死。妳父親帶領我們打鬼子,戰前撤退的時候,我們跟他膽子大,打的鬼子不敢來我們村掃蕩。”我說:“我爸爸從來不跟我們講他,他知道的也只是從別人那裏。”張叔轉頭對父親說:“老常,有些事要跟孩子解釋清楚,讓後人記住教訓。”張叔細述了父親的“錯誤”。

我父親在解放戰爭時期是我們縣第二區委員會的成員。1946年調到榆次四區敵占區,任委員會副書記兼救國聯合會主席,建立武裝,開展遊擊戰爭。榆次解放時,黨派他接受榆次公立醫院當院長。解放初,任孝義縣衛生所、榆社縣衛生所科長(後調入該局)。退休時是縣工商局的壹名普通幹部。原因是他犯了“錯誤”。正是在1958大躍進時期,當地農村搞“深耕”“密植”。挖地三尺深,種麻壹樣粗的玉簪。當時他向黨內呼籲建議,農民出身的父親說了實話。他說,“我對黨沒有意見,就是挖地翻起生土不會種莊稼,玉簪種的太粗了結不了頭,反而會減產。”他說的話雖然真實科學,但當時主持反右工作的縣長認為他在跟黨“打對臺”,是反黨的,他還不知道,應該劃為右派。據知情幹部說,主要原因是他不聽縣長的話。有壹次縣長要報銷超出部分,違規給他簽字,他拒絕了,惹惱了縣長。當時很多縣幹部都是農村出來的,認為他對黨忠誠,思想跟不上形勢。在工農幹部的堅持下,他得到了寬大處理。雖然他沒有戴右派帽子,但他被降級到農村工作。從那以後,他在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近20年。

我父親去了他曾經帶領過張叔的農村,張叔曾經和鬼子打過仗。他對村支書張叔說:“老張,我錯了。”張叔說:“我知道妳是誰,群眾也知道,妳就安心過吧。”戰友和群眾的理解溫暖了他的心,積極和農民壹起搞生產,糧食產量連年增長。到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加上極“左”路線的盛行,刮起了“誇大之風”“盲目指揮之風”,讓所有的土地都種上了高產作物,讓糧食產量虛報。很多急於求成的幹部盲目跟風,在幹旱貧瘠的土地上種下玉錨,再加上連年大旱,在崗位上基本沒有收成,糧食產量大減。但如果虛報產量,繳納公糧,社員人均只能分到100多斤粗糧。因為不允許種植豆類作物,餓死人畜的現象時有發生。他和張舒這兩個農村出身的幹部,明知不對,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顯然是冒著政治生命的危險。我們做什麽呢

張叔說:“妳爸爸憨厚,老實,爽快。他說話老實,工作更踏實。他主張在山頂上種豆子,可以收獲壹些莊稼,所以種玉簪是徒勞的。我更清楚這壹點,但這太冒險了。但是有妳爸在身邊,我就有底氣了,只是因為擔心妳爸,他還背著處分。可是妳父親說:‘打了日軍不怕死,現在就怕丟了官職?只要養活群眾,只要對黨的工作有利,我負什麽責任!“所以我們還是根據農業實際情況種植農作物,還是有壹些收獲的。我們倆都同意,不說假話,如實上報產量。成員得到壹定的口糧,豆莢餵給牛羊,人畜平安度過了災年。後來有人舉報村裏不聽指揮種豆,上級追查。我們兩個爭先恐後地承擔責任。結果我村官丟了,妳爸去了更偏遠的山村下鄉。妳爸是個好人,村裏人還在議論呢……”

父親經歷這次政治風險的時候,我剛上初中就懂事了。我和懂事的哥哥姐姐們壹起問他這件事。我還記得他很深刻很認真的說:“這件事妳不懂。記住:以後不管做什麽,壹定要老老實實,好好幹,不要溜皮(方言,意思是見風使舵,阿諛奉承)!”他做了最壞的打算,我們聽起來像是遺囑,心情沈重。他的問題在後來的整改篩選中得到了糾正,但他的話我們壹直記得。我們兄妹七人,通過自己上學參軍的努力,都參加了工作。無論我們在哪個單位做什麽工作,雖然沒有很大的“出息”,但都反映出我們的工作是踏實的、大眾化的,不知道是遺傳還是教育影響。在即將退休的時候,我們理解了父親和張叔叔。他們戰時不怕犧牲,和平時期腳踏實地、求真務實的精神是留給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