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膚淺的
南宋王國維對詞的評價頗低。除了被稱為“詞中之龍”的辛棄疾,他對其他詞人都持批判態度,甚至全盤否定。這壹觀點提出後,引起了不小的爭議,被很多學者認為是情緒化的,有失偏頗的。王國維作出這壹判斷的主要標準是詞的“境界”是高是低。事實上,在他的“偏見”背後,隱藏的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和他的文化選擇。當我們從文化層面探討王國維的詞學理論時,可以進壹步加深對這位國學大師的認識。
王國維在評論南宋幾位詩人時是這樣說的:
梅溪、夢窗、雨田、草窗、西麓,用詞不同,但都很膚淺。雖然時代造就了它,但它的才能是有限的。很難擺脫周鼎和寶康軒。
對於史大祖、、王、張騫、、陳等人,王國維認為他們的文字都有壹個共同點——膚淺,這是南宋的社會風氣造成的,也是因為他們的文采實在有限。親近的人拋棄真實的人,贊美這些平庸的人才,這讓王國維百思不得其解。
周鼎與康軒的差距
“棄周鼎保康軒”這句話出自賈誼《悼屈原》:“唉,生不逢時。.....我拋棄了周鼎,保康很尷尬。”周鼎是國之重器,康贊只是壹個價值不高的酒壺。
王國維的這種情感,是他與南宋詞的接近造成的。南宋的史大祖、、張騫、、陳等詩人,也不過是康軒那樣的庸人,北宋的詩人,也不過是和壹樣的才子。真的很難理解,親近的人,居然價值觀反轉,崇拜那些膚淺的人。
王國維所說的“膚淺”,應該是指他們都在追求形式上的美,在所謂的“寄托”上非常相似,缺乏個性化的情感表達,以至於這些作品表面不同,內容卻出奇的壹致。南宋詞的類型化確實是壹個突出的現象,那麽為什麽呢?分析原因,王國維認為大致有兩點:
首先,南宋已經不是壹個詞壇繁榮的時代,這些人無力反抗詞壇衰落的始末規律。其次,以史大祖和吳文英為代表的南宋詩人,創作才能較差,才華有限,無法從個人層面超越風格的局限。時代和個人因素的結合導致了南宋詞的整體衰落。
王國維評價詞,最重要的是“意境”。客觀的外部世界,以及由情緒、喜怒哀樂的感受構成的心境,是境界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那麽,南宋詩人為什麽會失去“境界”呢?
論宋代的“境界”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對文學的影響,王國維是這麽看的。在《屈子的文學精神》中,他說:
在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思想可以分為兩個學派:帝王學派和非帝王學派。前者推崇堯、舜、禹、唐、文、吳,後者則稱師從古之幽君子。)或者托付給古代帝王。前者接近古派,後者也是古派。前者優者,後者平民也。前者是WTO成員,後者是遁世者(不是真正的遁世者,誰知道他的教義的終結在世間無法進行,遁世者也。)也是。前者是熱的,後者是冷的。前者是國家送的,後者是個人送的。前者大於孔子和墨子,後者大於老子。(老子和楚人,孔子之後,和孔子打招呼的,是兩個人,說看到王的《蜀學老子考》。)所以,前者是北方派來的,後者是南方派來的。這兩派的學說往往是對立的,但又無法調和。首先,我們可以了解壹下孔子與解語者、常舉、解語者和何復的關系。戰國以後的所有學派都是直接來源於這兩個學派,或者是這兩個學派的混合體。所以,雖稱為我國固有思想,無非是二者,也。
在對兩個流派做出這樣的評價之後,王國維進壹步指出了兩個流派在文學上的差異:詩歌是北派所獨有的,而南派只有散文作為文學形式。這是因為“詩即道,是描寫生活的,而生活不是孤立的生活,還存在於家庭、國家和社會之中。”北派入世,要“持之以恒,堅強起來,守住自己的改編理想,與當時的社會抗衡”,憑借對現實生活的深刻體驗,為詩歌創作積累豐富的題材和情感積澱。南派的理想是隱居。“南方人知道實踐的不可能性,因為他們更擅長於思考而不是實施,所以他們從自己的理想中尋求安慰。”。
王國維將屈原推崇為“南方人的想象”與“北方人的情懷”相結合的代表詩人。這種南北文化的融合,使屈原成為先秦文學中最耀眼的明星,為後世文學樹立了新的標桿。辛棄疾把北派入世的熱情和南派瑰麗的想象結合在壹起,同樣偉大。《南宋唯壹的稼軒》可見王國維對他的推崇。
南宋詩人大多追求典雅,辛棄疾則繼承了蘇軾的豪放。辛棄疾寫了很多優秀的作品,是豪放派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時代的變遷,感受到他的愛國熱情和報國的惆悵。王國維的詞論註重文化和精神,這是史大祖、等人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