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文化大省，要有標誌性人物，山東省因為有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孫武、孫臏這樣壹些譽滿中外的文化名人，因而被公認為文化大省。但是，壹個文化大省還必須有標誌性的文獻。以省級地方文獻叢編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間廣東的伍元薇、伍崇曜編刻《嶺南遺書》、光緒年間定州王灝編刻《畿輔叢書》、民國年間山西省文獻委員會排印《山右叢書初編》、金毓黻編印《遼海叢書》、張鵬壹編印《關隴叢書》、安徽叢書編審委員會影印《安徽叢書》、盧靖編刻《湖北先正遺書》、孫文昱編印《湖南叢書》、胡思敬編刻《豫章叢書》、廣東叢書編印委員會編印《廣東叢書》、瓊州海南書局排印《海南叢書》、貴陽任何澄等編印《黔南叢書》、雲南叢書處趙藩等編刻《雲南叢書》等等，都是壹省文化之標誌。下至地區壹級文獻叢書，也不乏聞名於世的，其典型事例為民國年間上海暨南大學校長張壽鏞個人出資編刻的寧波地方文獻叢書《四明叢書》，久已被學術界視為善本。其餘如丁丙編刻《武林先哲遺書》、盛宣懷編刻《常州先哲遺書》等都享有盛名。可是，山東作為壹個文化大省從沒有像其他幾個省份那樣，編印出足以標誌山東文化的“山東叢書”，這是壹個重大遺憾，也是我們當代山東人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根據山東大學教授王紹曾先生主編的《山東文獻書目》、沙嘉孫先生編著的《山東文獻書目續編》，從先秦到近代，山東歷史上產生的著述在壹萬種以上，數量龐大，在此基礎上選編壹部超過其他各省的山東地方文獻叢書，是具備優越條件的。作為山東省第壹學府素以文史研究聞名於世的山東大學，理應承擔起這壹重任。二○○五年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王學典院長、杜澤遜教授提出編纂《山東文獻集成》的計劃，經山東大學領導上報山東省人民政府，由韓寓群省長特批立項，成為山東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二○○五年底開始籌備，二○○六年初正式啟動。《山東文獻集成》由韓寓群省長任主編，山東大學黨委書記朱正昌、校長展濤等任副主編。編纂處設在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負責項目的具體實施，王學典任編纂處主任，杜澤遜任副主任。全書初步計劃搜集山東先賢著述壹千種，主要收入流傳未廣而又價值較高的稿本、鈔本、刻本等，影印出版。外省人士所撰關於山東的重要書籍，亦酌予收入。***分四輯，精裝十六開本二百冊。
現在出版的是第壹輯五十冊，收書壹百七十九種，以名家未刊稿本、鈔本為主。其中經學著作有清盧見曾《讀易便解》（清鈔本）、清牟庭《周易註》（鈔本）、清張爾岐《書經直解》（清鈔本）、清牛運震《尚書評註》（清鈔本）、清宋書升《尚書考》（稿本）、清王守訓《詩毛傳補證》（稿本）、《春秋地理補考》（稿本）。語言文字學著作有清王維言《方言釋義》（稿本）、清時庸勱《單縣時氏音學遺著》三十八種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學著作有清劉喜海《古泉苑》壹百卷（清稿本）、清翁樹培撰、劉喜海補註《古泉匯考》（稿本）、清許瀚《許印林先生吉金考釋》（鈔本）、《攀古小廬古器物銘》（鈔本）、《攀古小廬甎瓦文字》（王獻唐鈔本）、《攀古小廬古器物銘釋文初草》（稿本）、《攈古錄金文考釋》（王獻唐鈔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記》（稿本）、《長途備忘錄》（稿本）、清楊以增撰、楊紹和輯《楊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鳳翰《南阜山人詩集類稿》、《斅文存稿》（清劉喜海藏精鈔本）、清孔廣栻輯《海岱人文》三十三種（稿本）、清蒲松齡《聊齋文集》（稿本十二冊）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這些珍貴的稿本、鈔本，大都未曾刊印過，學術界難得壹見。
濟陽張爾岐是清初著名經學家。顧炎武曾說：“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亭林文集?廣師》）對張爾岐評價很高。但張氏教授鄉裏，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書經直解》清鈔本，對《書經》之詮釋，深入淺出，細致入微，顯示出張氏深厚的經學功力。諸城劉喜海為金石學大家，久負盛名，其《古泉苑》壹百卷，系清稿本。又大興翁樹培《古泉匯考》，從未刊行，劉喜海在書眉作了詳細批註考釋，是計劃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書中還保存了著名金石學家利津李佐賢、福山王懿榮的手批，更加珍貴。王獻唐先生曾說：“大興翁氏《古泉匯考》與劉氏《古泉苑》、李氏《古泉匯》並為泉學鉅制，李書已刻行，此與《泉苑》迄未付梓，學者以不見為憾。”（《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古泉匯考跋》）劉氏《古泉苑》保存在山東省博物館，翁著劉批的《古泉匯考》原件保存於山東省圖書館，今將二書壹並影印，可謂中國古錢幣學史上的壹件大事。至於不為人知的音韻學大家時庸勱，生活於同治至光緒前期，曾是著名金石學家吳式芬的門人，用壹生心血著成音韻學專著三十八種，對清代音韻學家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等人的成就進行了系統總結，並提出獨到的古音體系。對諸家文字的歸部，進行了細致討論，涉及古文字學、訓詁學等領域，多有創獲。王獻唐先生認為：“他的功力和新穎見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內，具有山東全省的代表性，同時也有全國的代表性。”但時氏音學遺著沈埋壹百多年，幾乎不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問世，將為研究中國音韻學提供壹大批嶄新的文獻資料，也為我們全面認識有清壹代的音韻學成就提供更為廣泛的可靠依據。日照許瀚為清中葉著名金石學家、文字學家和校勘學家，龔自珍《己亥雜詩》稱贊他“北方學者君第壹”，有“北方顧千裏”之譽。但壹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獻唐先生作為日照後學，曾努力搜訪借鈔，在壹九三壹年前後集為《許印林遺書》，計二十壹種，壹大函。在七十餘年後，我們予以影印問世，實現了老壹代文獻學家的宿願。
歷城馬國翰終生從事輯佚之學，成《玉函山房輯佚書》六百零三種七百二十九卷。著名文獻學家王重民先生說：“清代輯佚，我推先生為第壹家。”（《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傳》）絕非過譽。這部輯佚大書在道光間由馬國翰陸續刊版，直至他鹹豐七年去世，尚未最終完成。同治十年丁寶楨任山東巡撫期間，從馬國翰女婿章丘李氏家借得書版，由濼源書院山長匡源等修補整理刷印，即濟南皇華館書局印本，這部書才流傳稍廣。近年來有出版社影印《玉函山房輯佚書》，根據的是南方重刻本，效果不佳，往往有漫漶不清之處。此次重印有三個優點：壹是采用馬國翰的初刻本，當然優於南方重刻本。二是印本清朗。我們用山東省圖書館藏濟南皇華館白紙印本重新掃描，縮為上下欄十六開本，清晰度大大勝於以往影印本。三是附有光緒十五年章丘李氏所刻《玉函山房輯佚書續補》十壹種十四卷、《目耕帖續補》二卷，以及光緒間蔣式瑆撰輯《玉函山房手稿存目》壹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書後》三篇。這都是南方重刻本所沒有的，卻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本次影印本可說是清代第壹輯佚大書《玉函山房輯佚書》迄今最完整的本子。
《山東通誌》二百十壹卷，創修於光緒十六年，經山東巡撫張曜、楊士驤等前後苦心經營，耗費著名學者孫葆田半生心血，集數十位晚清學者的智慧，歷時二十年始告修成，而完成時間恰為宣統三年。在各省通誌中，這樣完整系統地記載上古至清末壹省地理、歷史的，實在不多見。同為文化大省的江蘇、浙江，也都沒能在清末民初這個新舊交替的年代修成他們的通誌，因此宣統《山東通誌》彌足珍貴。商務印書館曾在民國間縮小拼版影印為三十二開本，上海在近年又翻印商務本，版小字密，小註幾不可識。鑒於該書有重大學術價值，我們改用山東通誌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掃描影印，完全解決了清晰度問題，為讀者提供了更好的讀本。
對山東文獻的系統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開始。以詩歌而論，乾隆間盧見曾輯刻《國朝山左詩鈔》六十卷，收入清初山東詩人六百二十餘家的詩作，同時宋弼輯《山左明詩鈔》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東詩人四百三十壹家的詩作。嘉慶間張鵬展輯刻《國朝山左詩續鈔》三十二卷《補鈔》四卷，上繼盧氏，收山東詩人七百四十七家的詩作。道光間余正酉又輯刻《國朝山左詩匯鈔後集》三十九卷，收入山東詩人三百八十九家的詩作。合計以上四種，***得近五百年間山東詩人二千壹百八十七家，每人都系有小傳。其中絕大部分人物沒有別集傳世，其姓名亦不見經傳，因此這四種前後蟬聯的地方詩歌總集，是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對研究山東古代文學史、古代歷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古代史，都堪稱資料淵藪。此次將四種總集配齊影印，有著不同尋常的學術意義。
在調查搜集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些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著述，盡管曾經印行，但流傳仍十分稀少。例如萊陽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響。姜埰《敬亭集》有光緒十五年山東官書局刻本，尚不難得。其弟姜垓在崇禎間曾建言除掉題名碑上奸臣阮大鋮的名字，南明弘光間阮大鋮得勢，欲殺姜垓，垓乃變易姓名，逃到寧波，明亡後隱居蘇州。姜垓的集子《流覽堂殘稿》六卷，經其後人四處搜集，於宣統二年由萊陽通興石印館石印。這個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見，網羅晚明文獻最完備的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大型書目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專門書目《山東文獻書目》等，均未記載這個本子。《清人別集總目》雖然著錄了該書，但唯壹的收藏者是山東省圖書館。我們這次就是用山東省圖書館藏宣統二年萊陽石印本影印的，這不僅有利於該集的利用，同時也有利於該集的保存。值得指出的是，該書有王懿榮在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個月後八國聯軍進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國了。這篇序言《王懿榮集》沒有收錄，其子王崇煥作的《王文敏公年譜》也只字未提。該序對研究王懿榮顯然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我們的編纂工作包括調查搜集、版本鑒別與遴選、書名卷數之核定、作者及其籍貫之確認等等。對於前人的錯誤，我們盡可能作了訂正。例如山東省博物館藏《海岱人文》稿本，收入曲阜顏氏的詩文集三十三種，大部分傳世稀少。該書的編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定為清代王懿榮。但我們從這部書上未曾發現王懿榮任何痕跡，既無序跋批校，亦無印鑒。同時我們發現，大部分集子有微波榭主人親筆補寫的詳細目錄，並留下了題記。如：《水明樓詩》補目末：“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廿四丁未微波榭鈔，是日天陰有風。”《江幹幼客詩集》目下：“乾隆癸醜（五十八年）冬十月十四日甲戌顏運生崇規學博所貽，壹齋記。”同上補目下：“嘉慶三年戊午冬十二月廿四日癸醜午刻微波榭晴牕錄。”考“微波榭”是曲阜孔繼涵堂號，但孔繼涵已於乾隆四十九年去世，這些題記顯然是孔繼涵之子所作。又考“壹齋”為孔繼涵長子孔廣栻的號，題記中最晚的壹條是嘉慶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孔廣栻嘉慶四年去世。從《祇芳園詩》補目下的題記，我們可以了解到嘉慶三年冬孔廣栻已有病在身。該題記雲：“嘉慶三年戊午臘月廿二辛亥錄。是日招諸弟與顏思誠飲，予以疾不陪。”孔廣栻在去世前猶抱病為這批文獻鈔補目錄，作必要的編纂工作，他的精神對我們也具有很大的感染。順著這壹思路，我們查閱了王獻唐先生題跋，發現兩條有關的記載：壹是《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十子詩略跋》：“此《十子詩略》之壹，護葉後面十子名次及《樂圃集目》、集中批點，皆曲阜孔伯誠廣栻先生手筆。……身後遺藏，十年前多為北平翰文齋購去。先後凡見四十餘種，其《微波榭遺書》、《通德遺書所見錄》、孔氏說經稿底本，由余作介，仍歸衍聖公家，餘則多為山東圖書館購藏。內以曲阜孔、顏各家詩文集鈔本為多，類經伯誠先生訂定編錄，朱墨爛然，似當時欲編集付梓者。”二是《雙行精舍書跋輯存?藤梧館金石題詠集錄跋》：“右書為曲阜孔伯誠先生集錄。……藤梧館為先生書室，所著詩文均以是名署之，前見《海岱人文》先生集鈔各書，板心多有藤梧館三字。”從這兩條跋文，我們可以進壹步確認，這部《海岱人文》是孔廣栻所輯。過去定為王懿榮輯，是錯誤的。那麽，這壹錯誤是為何發生的呢？考《王文敏公年譜》，光緒十七年雲：“公自本年始搜集《海岱人文》，九月，撰《海岱人文序》。”天津圖書館藏有王懿榮《海岱人文冊目》稿本二冊，經向該館專家請教，系王懿榮所藏山東人書劄、詩牋、閑帖等文獻的目錄。王懿榮收藏的山東人書劄等文獻，裝裱成冊子，題名《海岱人文》，所以這兩本目錄題作《海岱人文冊目》。《冊目》前有王懿榮自序，亦未提及孔廣栻的《海岱人文》。可見王氏所輯《海岱人文》與孔廣栻輯《海岱人文》是內容不同的兩部書，只是書名相同而已。前人誤定孔廣栻所輯《海岱人文》為王懿榮輯，當是循名失實所致。至於孔、王兩書有無先後配合的關系，孔廣栻輯《海岱人文》內容是否止於此，尚待進壹步探討。
在編纂《山東文獻集成》過程中，我們時時感受到前人在搜集保護鄉邦文獻方面的苦心孤詣和卓越貢獻。乾隆間德州學者宋弼，在與盧見曾合輯《國朝山左詩鈔》後，又輯《山左明詩鈔》，當時益都學者李文藻也參與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詩鈔》稿本交給盧見曾，希望盧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盧見曾獲罪，被抄家，數十萬卷藏書都堆在德州官府內。時宋弼官甘肅按察使，入覲途中死在洛陽。李文藻深恐此書就此湮沒，第二年正月趕到德州，托人購買此書，花了三天時間，才從書堆中清理出該書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詩人小傳。數日後，宋弼的靈柩從洛陽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後，打開宋弼的行李箱，小傳壹冊正在其中。延津劍合，蓋出天意。這年秋李文藻得了廣東恩平知縣，就攜帶這部稿子南下廣東。次年夏到任，入冬即著手校刻，使這部包括四百三十壹人詩作的山東文獻得以問世。
至於王獻唐先生，幾乎用壹生心血搜集、保護、研究山東文獻，他在古代史、金石文字、版本目錄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無愧壹代宗師。抗日戰爭爆發，王獻唐與屈萬裏、李義貴攜帶山東圖書館善本、文物，歷盡千辛萬苦，向後方遷徙，因資金匱乏，甚至討飯，而所有圖書文物絲毫無損。途經萬裏，時逾十載，壹九五○年冬這批珍貴文獻終於從四川運回山東，後來入藏山東省博物館。其中山東先賢遺著稿本、鈔本，未經刊行的，數量可觀。我們這次影印的不少文獻，就是王獻唐先生帶到四川又運回山東的，許多書上都留下了獻唐先生的題跋，是我們認識和研究山東文獻的重要向導。在國破家亡，戰火聯綿的年代，王獻唐先生輯印《山左先喆遺書》的計劃難以實現。在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文化受到高度重視的今天，我們有條件把這些珍貴文獻影印出版。可是，如果沒有前輩們的薪火傳燈，我們今天無論如何也無法創造出這些文獻。前人對於我們是這樣，我們對於後人也應該是這樣。保護和傳承文獻，實質上就是保護和傳承古老的中華文明，這才是我們編纂出版《山東文獻集成》的初衷。
《山東文獻集成》的編纂出版工作，得到山東省政府的關懷和支持，還得到山東大學、山東省財政廳、山東省文化廳、山東省圖書館、山東省博物館、山東師範大學、濟南市圖書館等單位的大力支持，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負責編纂工作，山東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工作，江蘇金壇古籍印刷廠負責印刷工作，有關人員都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謝。
山東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