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宋史藝文誌》，中華書局，l977）。隋唐藏書雖在宋代以前稱富，但官方的曬書之舉卻少見於史料。國家圖書的掌管歷來由秘書省負責，唐代至武則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秘書省）為麟臺”（《唐會要秘書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從現有史料可知，曬書被官方重視的時代始於宋代，最引人註目的就是“曝書會”。而曝書會“依麟臺故事”而舉行（宋陳駿《南宋館閣錄》卷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那麽由此上推，唐代應該有曝書之事。
有關宋代曝書會的情況，宋人的筆記中已有記載，宋蔡絳《鐵圍山叢談》卷1雲：“秘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皆集，以爵為位敘。元豐中，魯公為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為給事中，時青瑣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為次，遂坐魯公下。是後成故事，世以為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另據南宋洪邁《容齋四筆》、南宋陳驥《南宋館閣錄》和南宋逸名《南宋館閣續錄》等書記載，宋高宗紹興、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寧宗慶元年間都有“曝書會”這樣的文化活動。綜合起來看，宋代曝書會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情況：其壹，由掌管圖書的秘書省主持，由臨安府具體承辦。其二，曝書會的時間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曬書時間有時拖得很長，如紹興十四年五月七日，用秘書郎張闡的建議：“本省年例人夏曝曬書籍，自五月壹日為始，至七月壹日止。”時間之長達兩月之久。其三，每年撥給專款，金額從三百貫到壹千貫不等。其四，參與者有身份限制，但壹般都不會完全相同。如紹興十三年（1143）要求侍從、臺諫、正言以上及前館職、貼職皆赴；而淳熙五年（1178）N要求侍從、給舍、臺諫、正言以上及館職、前館職、帖職、寄職，赴坐者四十八人；淳熙十壹年則有侍從、臺諫、兩省官、前館職官並合預坐。其五，與會者的名單要刻石留念。由“兩漸轉運司計置碑石，刊予會者名銜”，秘書省所設房舍之“拜閣待班之所”，“內設金漆椅、桌四，外設青布緣荻簾。後有便道通史院，內藏紹興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曝書會，乾道九年丞相齊國公群玉題名石刻在焉”（《南宋館閣錄省舍》）都是明證。其六，會期安排酒食宴會並有賞賜。如“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曝）書宴皆得預席”（宋洪邁《容齋四筆卷第壹三館秘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18—619頁）。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的曝書會“早食五品，午會茶果，晚食七品。分送書籍《太平廣記》、《春秋左氏傳》各壹部，《秘閣》、《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其七，需要曝曬的內容很多，涉及圖畫、古器、琴硯等物，大致情況如下：“是日，秘閣下設方桌，列禦書圖畫。東壁第壹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圖畫，第四行名賢墨跡，西壁亦如之；東南壁設祖宗禦書，西南壁亦如之。禦屏後設古器琴硯。道山尚堂並後軒、著庭皆設圖畫。開經史子集庫、續搜訪庫，分吏人守視。”從相關史料南宋多於北宋的事實來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視曬書。何以如此？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處東南，潮氣很重，曬書在當地歷來是壹種習慣性的活動，官方亦然。
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樣有曬書之事。如元王士點撰《秘書監誌》有相關的記載：“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壹日，秘書監照得：本監應有書畫圖籍等物，須要依時正官監視，子（仔）細點檢曝曬，不致蟲傷澠變損壞外，據回回文書就便北臺內，令鄂都瑪勒壹同檢覷曝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代時官方藏書的管理至呈松弛之勢。弘治、正德時，皇室的藏書已到了“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的境地，對此清代學者朱彜尊曾指出：“考唐宋元藏書鹹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員，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秘書，顧責之典籍壹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迄萬歷乙巳……校理遺籍，惟地誌僅存，經典散失，寥寥無幾……有識者惟有撫卷浩嘆而已。”（《經義考》卷294，《萬歷重編內閣書目》按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其實明代不少有識之士註意到這壹嚴重現象，提出了搜集圖書和整理藏書的建議，如弘治年間大學士邱溶壹再呼籲恢復宋代仲夏曝書之例，以便保存好圖書。邱溶的上疏無疑是壹個很好的建議，明孝宗也表示贊同，可惜最後並未付諸實施。這恐怕也是導致明代圖書散佚的因素之壹。
清代入關以前建都盛京（今沈陽），入關遷都北京後，盛京作為陪都仍然藏有許多典籍，晾曬制度在壹定程度上得以沿用：“盛京內務府尊藏典訓、宗器，二百餘年，寶守維謹，屢有增加。……敬典閣上層供奉九代聖容，凡九箱；《行樂圖》四箱，每歲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清鐘琦《皇朝瑣屑錄》卷4，《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第27冊，巴蜀書社，2000，363頁）文淵閣是明清時期官府重要的藏書之所，其中藏書的管理相對來說比較完善。清代特設文淵閣職，大致相當於前代的秘書省，其中有文淵閣直閣事，***有滿漢六人，是具體事務的負責人：“掌典守厘輯之事，以時與校理輪番入直。凡春秋曝書則董率而經理之。”（《歷代職官表》卷2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代前期官府藏書制度健全、管理到位，為當時蓬勃興旺的圖書編纂事業帶來了極為良好的先決條件。
文淵閣的藏書管理到清代中期及以後則大不如前，盡管曬書制度猶存，但曬書之日往往就是圖書被盜之時，“清初武英殿版書籍，精妙邁前代。版片皆存貯殿旁空屋中，積年既欠，不常印刷，遂為人盜賣無數。……文淵閣每年伏日例日曬書壹次，十餘日而畢。直閣學士並不親自監視，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曬壹次，必盜壹次。亦有學士自盜者，惟所盜皆零本，若大部數十本者，不能盜也。究其弊，皆以國為私之病。不公諸民而私諸官，不知官流轉無定者也，民則土著占籍累世不遷者也。觀東西洋各國博物院藏書樓等，皆地方紳士管理之，不經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坐觀老人《武英殿版之遭劫》，《清代野記》卷中，巴蜀書社，1988，102頁）。原本通過曬書來進行維護的善本書籍，卻被某些“以國為私”的官吏、學士趁機盜取，從而會導致圖書的散佚。由此看來．曬書存在利和弊，其根源不在於曬書制度，而是在於曬書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