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植儀是壹位學術造詣專深，具有組織領導才華的土壤學家。他深知土壤問題乃農業生產的根本問題，要發展農業生產，必須重視發展土壤科學。因此，他數十年如壹日，把汗水灑在祖國大地上，不間斷地從事土壤調查和土壤科學研究工作，為我國現代土壤學科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土壤調查所成立後，鄧植儀親自規劃廣東全省土壤調查研究工作：壹為各縣的詳細調查，二為各縣之簡單調查，三為全省重要土壤系區的調查。是年11月，立即帶領全所科技人員到番禺縣進行了為時3個月的土壤野外調查，為我國分縣土壤詳細調查工作拉開了帷幕。經過8年艱苦努力，至1938年日本侵略軍侵占廣州前，先後完成了番禺區、南海區、東莞、惠陽區、高要、梅縣區、曲江區等34個區縣的土壤詳細調查工作，其中已有28個區縣的土壤調查報告書及土壤分布圖編撰出版，另6個縣的調查報告書因廣州失陷而未及出版。這些報告書有壹個***同的特點，即將土壤調查與發展農林業生產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提高了調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1931年夏季開始，鄧植儀壹連利用3個暑期，親自主持廣東全省重要土壤系統性質及其分布的概略調查，足跡遍及全省各地，於1934年撰寫出版了《廣東土壤提要初集》。該書除了對廣東重要土壤系統之概性與其分布區域作了詳細闡述外，還對土壤與農林業之關系作了系統的論述。因此，這壹論著不僅可供行政、研究與經營三方面參考，還可用作農業學校教材。
不管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裏，鄧植儀從未中斷過土壤調查工作，中山大學農學院遷到哪裏，土壤調查工作就開展到哪裏。1939年春，中山大學剛遷到雲南骙江，鄧植儀就與丁穎、侯過教授乘坐西南運輸處貨車沿滇緬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間農林及土壤概況，全程400多公裏，多屬崇山峻嶺，沿途采集了不少土壤標本。考察後，他親自撰寫了《沿滇緬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間農林及土壤概況報告》。土壤調查所則就地組織進行了骙江縣土壤詳細調查，編印出版了《骙江縣土壤調查報告書》。1940年，土壤調查所隨中山大學農學院遷到湖南宜章縣栗源堡後，又對粵北連縣、樂昌、南雄、仁化、始興等縣進行土壤詳細調查，編撰了報告書。還先後調查了湖南莽山、陽明山兩處高山的土壤分布。抗日戰爭勝利後，土壤調查所隨校遷回廣州石牌，除將歷年調查所得資料加以系統整理外，又派遣科技人員赴粵北繼續進行土壤調查，並進行全省土壤理化性質研究。
廣東土壤調查所在鄧植儀直接參與和領導下進行的全省分縣土壤調查，不僅在全國開展得最早，而且能面向農林業生產，從1930年至1949年堅持了20年。通過調查發現，廣東農業土壤普遍呈酸性，而且沿海壹帶還有鹹性水田（俗稱沙田）。這些調查研究的成果，為研究廣東土壤改良和合理施肥奠定了基礎。 為了促進全國土壤肥料科技工作者的學術交流，推動土壤肥料科學事業的發展，1934年，鄧植儀與彭家元、陳方濟等倡議，組建了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鄧植儀、彭家元、陳方濟、侯光炯、陳振鐸等著名專家都是學會的基本會員。浙江省土壤研究所、中山大學農學院農林化學系、中山大學研究院土壤學部、廣東土壤調查所、廣西土壤調查所等都是團體會員。該會還發行了會刊《土壤與肥料》季刊。該會和會刊編緝處均設在中山大學農學院，鄧植儀、彭家元等主持學會和會刊編輯工作。
鄧植儀是壹位民族自尊心很強的科學家。早年，他對第壹、二次國際土壤學大會沒有中國科學家參加深感遺憾。他下定決心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況，積極進行了多年的準備，使廣東土壤調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積累了不少寶貴資料，為出席大會創造了條件。
1935年7～8月間，鄧植儀應邀出席了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行的第三次國際土壤學大會，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參加此次大會的有來自40多個國家的代表400余人，我國代表除鄧植儀外，還有中央農業試驗所張乃鳳、北平地質調查所侯光炯。鄧植儀向大會提交的論文，主要論述廣東省土壤調查工作和成就。在引言中還介紹了我國古代夏禹治平水土後曾辨別九州的土壤，並比較其肥力而制定賦貢之法，弘揚了我國古代農業科學文化。我國代表還主動邀請與會代表座談，向他們介紹了我國土壤科學的發展情況，促進了相互的了解與合作。鄧植儀還與亞洲代表壹起商議了有關準備繪制亞洲土壤草圖等問題。這些學術交流活動，提高了我國在國際土壤學界的學術地位。
與此同時，他還代表中山大學出席了在牛津大學舉行的世界教育大會，提交了《中山大學近年來之發展》壹文，交流了辦學經驗。回國後，他撰寫了《出席世界教育大會報告書》，並建議組織全國教育聯合會，以提高我國在世界教育大會上的地位。 1950年4月，農業部在北京召開我國有史以來第壹次全國土壤肥料會議，年過花甲的鄧植儀應邀從香港到北京出席了大會，並為大會撰寫了《廣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產改進意見》壹文。該文提出了機耕、設置排水裝備、改良稻種和改個體經營為合作經營等改進意見。
大會後，他滿懷激情積極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先後受聘為農業部顧問、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他響應人民政府提倡整理祖國農業遺產的號召，整理古籍中有關土壤學的文獻資料，探討前人對土壤分類與土地利用方面所作的研究，撰寫了《有關中國上古時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農業生產的土壤鑒別和土地利用法則的探討》論文，對禹貢九州的區域，夏禹對九州的自然景觀和洪水概況；九州土壤的辨別；地力估定和賦貢差，以及土地利用的法則等作了深刻的闡述。
鄧植儀懷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多次深入基層開展工作。在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工作期間，他與中青年科研人員壹起，翻山越嶺，全力協助新建的國營農場和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土壤調查、勘測、科學鑒定，以了解其土壤的類型和特征。在土壤調查工作中，他不忘向農民群眾學習我國傳統的生產方法和辨認古稱“壚土”的各種形態等。1957年5月，鄧植儀南返廣州任職於華南農業科學研究所，這時他已年近古稀，但仍著手研究反酸田改良問題和規劃紅壤研究工作。可惜任務未及完成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