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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怎麽來的

傳統的漢文文獻,是宗信中華民族起源於中原地區,其中有壹部分被流夜於邊疆,才有了嚴“四裔”各族。司馬遷綜春秋、戰國各說,在《五帝本紀》中這樣敘述:由於***工、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史觀不僅影響及於《史》、《漢》而下,壹直到近代也還有壹些專家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中下遊,然後擴散到邊疆,才有了邊疆的民族與文明。

然而這種壹元中心起源的正統史觀,到20世紀初葉受到了挑戰。首先是梁啟超以進化論為思想武器,同時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啟發,1902年發表《新史學》,提出要以研究社會和國民人群進化並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學來代替以帝王為中心的舊史學。他在1906年發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以“中華民族”稱呼漢族,而以“中國民族”為中國各民族的總稱。他指出,“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壹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而“苗蠻”、“百越”,“百濮”等其他“中國民族”,“要之自有史以來即居中國者也”。以後他在1922年又發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對漢族、蒙古族、突厥等族進行了初步的敘述。今天我們看梁的研究只是提出了壹些問題,而且難免受到大漢族主義正統觀的影響,但20世紀初敢於否定漢族的單壹來源並斷言它是“多數民族混合而成”,是對中華民族壹元中心起源正統觀的大膽挑戰。

另壹派即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顧於1923年發表《與錢玄同 先生論古史書》,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1923年又發表《答劉(藜)、胡(堇人)兩先生書》,進壹步闡明這種上古史觀,“1.了民族出於壹元的觀念”,“2.了地域向來統壹的觀念”,“3.了古史文化的觀念”,“4.了古代黃金世界的觀念”,由此引發了壹場關於中國上古史及先秦文獻的可靠性的大論戰。這是中國史學界在20世紀20~40年代的壹個起了廣泛作用的學術討論。在學術上,顧受著清代崔述、姚際恒等辨偽學說的直接影響,在思想與治學方法方面,主要受著梁啟超、錢玄同、胡適、王國維等人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新青年》和五四運動的鼓舞。他說,“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蔡元培)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不敢大膽宣布”(《古史辨》第壹冊自序)。此後,他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還指出:“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至於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基本觀念。”

當然,“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涉及的內容很廣泛,古史辨派的疑古及對先秦古籍的全面批判以至否定,有些結論和方法都有矯枉過正之弊,但它對打破中華民族壹元中心起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與古史辨派對上古歷史及有關文獻的態度大異其趣,然而同樣不相信中華民族只有壹源的是1927年蒙文通所撰《古史甄微》,認為中國上古民族可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壹樣,其經濟文化各具特征。蒙的這種“三系學說”,與1943年出版的徐旭生撰《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可為呼應,徐概括中國古代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這三大集團互相鬥爭,後來又和平***處,終於完全同化,才漸漸形成了爾後的漢族。他說,“我們戰國及秦漢時代的人民常自稱為華夏是錯誤的,他們實是華夏、東夷、苗蠻三族的混合。我們常常自稱為‘炎黃裔胄’,其實這個詞不能代表我們。必須說是羲、、炎、黃裔胄,才可以代表我們全體老漢族(今日的漢族混雜了很多族是很清楚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敘言)。此書壹出版受到了很大的重視,由於他篇幅宏大且自成體系,確實對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族的起源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此外,在20世紀20~40年代,曾出版多種綜合性的中國民族史,其中林惠祥撰《中國民族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較全面對漢文歷史文獻和當時的考古學材料以及民族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綜合研究,因而對華夏——漢族及各其他中國民族的起源形成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敘述,可視為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民族史的代表作。

上述各家雖不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有的卻直接或間接受到唯物史觀的啟發,而李大釗在把馬克思主義革命學說介紹到中國來的同時,已極大地關註著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創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工作。其後郭沫若將唯物史觀運用於整理研究甲骨文、金文史料,從而撰著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奴隸制時代》、《甲骨文字研究》、《蔔辭通纂》、《兩周金文大系圖錄考釋》等壹系列鴻篇巨著,建立起中國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發展進程的學術體系。今天看起來具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早期形態的特點,然而在20世紀30~40年代,這是中國史學的壹場真正的革命。同時代的其他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家和民族家,對中國各民族起源和中華文明起源的總體研究,都做了許多開創工作,使新中國的民族史,得以有正確的方向和良好的基礎繼續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是族別史研究,後又出現綜合研究勢頭。費孝通撰的《中華民族的多元壹體格局》,從中華民族的多元起源、凝聚核心漢族的出現及各少數民族的發展等多角度,論證中華民族多元壹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指出:“它的主流是由於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合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壹個妳來我去,我去妳來,我中有妳,妳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壹體。”(《中華民族多元壹體格局》,第1頁,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費的這個提法,將進壹步推動我們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使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走上壹個新臺階。

亦稱“民族起源”。指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產生的時間及其在產生前的發展過程,亦可指某個具體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民族並不是壹有人類就有的,而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產生的。人類最早的社會集團是原始群,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的需要,才結成穩定的集體——氏族。當時,最現實、最方便的紐帶是血緣關系。幾個親屬氏族又結合成部落。二次社會大分工破壞了氏族部落內部的血緣關系,在更大規模上以地緣關系結合成規模更大的***同體——民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民族,這是民族形成的壹般規律。關於民族的形成時間,由於國內外學者對“民族”壹詞涵義理解的不同,主要有4種不同的意見:①原始社會形成說。認為民族形成於原始社會。

②奴隸社會形成說。認為民族形成於奴隸社會,或比奴隸社會稍早的軍事民主制時期。

③封建社會形成說。認為民族形成於封建社會。

④資本主義社會形成說。認為民族形成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在此以前不存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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