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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和晚唐的分界線是什麽時候?

有關中晚唐的分界2008-02-0400:34大家都知道,唐代詩歌的發展可以分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個部分,其中初唐和盛唐大概可以以陳子昂為界,盛唐中唐可以用安史之亂劃分,那麽,中唐和晚唐呢?

有人說,李賀是中唐最後壹位詩人,能不能用他的卒年來劃呢?李賀生於公元790年,卒於816年。816年或其附近是否就是中晚唐的界限呢?我們來看看中唐其他的詩人吧!中唐詩壇上最為著名的詩人群有三個:“大歷十才子”、韓孟派和元白派,此外,還有劉禹錫、柳宗元等有著獨特個性的詩人。“大歷十才子”在時間上比較早,我們可以不考慮他們。韓愈卒於824年,孟郊卒於814年,元稹卒於831年,白居易卒於846年,劉禹錫卒於842年,柳宗元卒於819年,幾乎都比李賀要晚。這樣分好像不是很合適。

別的詩人的資料我這裏不多,劉禹錫和杜牧的年譜我這裏都有,正好他們壹個是中唐詩人,壹個是晚唐詩人,對照壹下他們的年譜不就行了嗎?如果劉禹錫的卒年與杜牧的生年相近,那這幾年就可以粗略地作為中晚唐的分界了。可是,在杜牧39歲的時候,劉禹錫才去世,也就是說,兩人的年譜中,從803年到842年,有將近40年是重合的!杜牧只活了50歲,整個唐朝也不過只有289年,這40年絕不可以粗略地看成壹個時間點,再模糊也不行。怎麽辦呢?對,這39年還可以再壓縮。因為老詩人不壹定壹直寫到死,而小詩人也不是生下來就會寫詩的。兩頭的時間壹壓縮,時間自然就短了。先看杜牧。根據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杜牧集》中的年譜,他的第壹篇重要的作品《阿房宮賦》作於825年。這壹年杜牧22歲。這壹下,39年就壓縮到了17年(825~842)。再看劉禹錫。是不是825年以後他就沒有重要作品問世了呢?翻開他的年譜,我們不難發現,825年他寫了著名的《金陵五題》,826年他作有《金陵懷古》和《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827~828年有《再遊玄都觀》,834年有《楊柳枝詞九首》,838年有《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841年作《秋聲賦》,837~842年有《酬樂天詠老見示》?劉禹錫晚年“精華不衰”,所以這17年實在很難再壓縮了,而17年作為壹個分界點,是不是還是太長了呢?

如果這個思路不通的話,我們能不能換個思路,找出壹個類似於“安史之亂”的重大政治事件來劃分中晚唐呢?安史之亂後對唐代政局和文壇產生了較大政治影響的時間還有王叔文變法、甘露之變、會昌滅佛、黃巢起義等,王叔文變法顯然太早了,黃巢起義又顯然太晚了,都不可能作為中晚唐的分界線。唐武宗即位時,杜牧已經三十八九歲,他的《阿房宮賦》也已經完成了十好幾年,所以用武宗會昌時期的滅佛來分,也明顯不合適,落在備選範圍之內的,就只剩下了壹個甘露之變(835年)。但是,甘露之變可以劃分中晚唐嗎?這場政治變亂的後果是文宗皇帝被軟禁,宦官實力膨脹,壹些反對宦官專權的大臣被殺(包括詩人王涯、盧仝);但是,不久,文宗駕崩,武宗即位,有效地遏制了宦官專權,而且,王涯被殺只是因為他是宰相,而盧仝則更冤枉,只是因為當時正住在王涯家裏。這次政變的政治影響極為有限,遠遠不能和安史之亂相提並論,而且也並未引起文風的變化,更沒有引起文壇大的震蕩,所以,恐怕不能作為中晚唐的分界。看來,此路不通。

那麽,我們能不能用壹位皇帝來區分中晚唐呢?唐代***有二十位皇帝,中唐的皇帝大多還只是平庸,到了晚唐就多昏庸了。安史之亂後的皇帝依次是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和哀帝。王叔文變法發生在順宗時,黃巢起義發生在僖宗時,截取中間這壹段,我們眼前還有七位皇帝。這七人之中,懿宗不是明君,應該可以作為定論,可以排除;憲宗在位期間,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韓愈、李賀、元稹等重要的中唐詩人,都十分活躍,所以他也可以排除;唐穆宗、敬宗在位的時間都不長,文宗想勵精圖治,在位期間卻發生了“甘露之變”,武宗確實做到了勵精圖治,但他在位時間也不長,宣宗是著名的明君,有“小太宗”之稱。總的來看,宣宗之前,唐代還出現過壹些有作為的皇帝,還有復興的希望,從懿宗開始,唐代滅亡的趨勢就已經不可逆轉了。這樣看來,似乎界限應該劃在宣宗和懿宗之間。但是,如果這樣劃分,著名的晚唐詩人“小李杜”就全變成了中唐詩人。所以,這條路也走不通。

實在不行,我們綜合壹下以上各種思路來看吧!劉禹錫與杜牧所重合的十七年是825~842年,李賀卒於816年,韓、孟、元、白、劉、柳分別卒於824、814、831、846、842和819年,除了劉、白長壽之外,大部分中唐詩人的卒年落在了820年前後,而大約在這壹時期內在位的皇帝主要是唐憲宗(805~820年在位)和唐穆宗(820~824年在位),另外還有敬宗(824~826年在位)、文宗(826~840年在位)和武宗(840~846年在位)。

也許中晚唐只能大致在820~842年左右分吧?也許他們很難有壹個明確的界限吧?翻開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的隋唐卷,我們可以看見這樣壹段話:“長慶以後,唐王朝危機進壹步加深,士人心態發生巨大變化。詩歌適應時代變遷,有了新的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於是唐詩風貌再次出現明顯轉變,由中唐進入晚唐。”長慶是唐穆宗的年號。可見我的想法大致是不錯的。唐穆宗和唐敬宗貪圖享樂不理朝政,文宗受制於宦官,這壹時期唐王朝的滅亡還未成為定局,但說唐王朝的危機進壹步加深,是不錯的。

另外,《中國文學史》中講晚唐詩歌的時候還說:“晚唐懷古詠史詩的數量大增,?這種悼古傷今,從劉禹錫在長慶末期和寶歷(唐敬宗年號)年間寫的《西塞山懷古》、《金陵五題》、《臺城懷古》等篇開始,形成壹股勢頭,隨後,有杜牧、許渾、溫庭筠、李商隱等人的大量創作。”也就是說,把劉禹錫完全作為中唐詩人,是不確切的。他有開啟晚唐詩風的作用。

我的這些想法,並不是發現,而是自己探究,我想,其意義也就在於我開始學著調動自己所知道的或容易找到的零散的材料去思考和處理自己提出的問題。也許裏面錯誤和漏洞百出,也許其中的思路和方法就有很大的偏差。歡迎大家進行批評指正,提出您的意見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