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楚竹書的文化震撼，首先來自於它的文化經典價值。經典當指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在於它是先秦文獻的主要文化依托、千古歷史之謎的重要文化載體。新的文獻發現，松動了約定俗成的文化板塊。文獻編次和本意的坦露，引來了對傳本文獻的變革性的認識。早本文獻的提供，在比較學的意義上使後人杜撰之處顯而易見。不少文獻的面世，在填補文獻空白、完善精辟論述和便於今本篇目對照的結合上顯示了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
文學史的文化價值
以《孔子詩論》、《緇衣》和《性情論》為例，足見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孔子詩論》為先秦儒家佚文，是弟子就孔子授詩內容的追記，可與《子羔》和《魯邦大旱》同卷。《孔子詩論》有總論和分論。在形式上總論和分論的記載方式不同，總論起首有5枚簡，簡上下留白，內容為表述賦詩、奏樂、著文必須具有的誌、情和言，並論《訟》、《大夏》及《邦風》，有關論述《小夏》的簡雖失散，但從文意及他篇竹簡可判斷出《小夏》的存在；分論以若幹詩篇為單位，對每壹篇詩作了簡短、深入、反復的遞進論述，壹論、再論、乃至三論來解釋詩義，以加深對詩的深入理解。詩篇的組合次序今本未見，為研究者進壹步理解、研究詩的內容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證據。孔子提出的“詩毋離誌、樂毋離情、文毋離言”三條準則性的論點為首見。“詩毋離誌”這個提法，比《詩譜序》中“詩言誌”的提法更有文學語言的意趣。賦詩的人必須有自己意向，印證了《左傳》和其他古籍中記載的，在壹定的政治場合和禮儀中，古人賦詩以表明吟詠者的態度，以及樂和情、文與言的關系。《孔子詩論》是壹篇重要的儒家經典，將對我國的文學史產生很大影響。
儒學文獻的文化價值
《緇衣》有別於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和傳世本《禮記·緇衣》。《緇衣》講述的內容是忠君愛民、恭敬廉節、謹慎言行，提倡德教在先、法治在後的“刑不試而民鹹服”的理想教化，是有關儒家的著述，基本內容也見於傳世本《禮記·緇衣》，或以為出自公孫龍子，或以為出自子思子。《緇衣》篇與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內容基本相同，而與今本有異，如章節不同，章序不同，引句不同。今本有些內容、文字為漢人所杜撰，作了較多的修改和補充，面目已變。《緇衣》的問世，能使研究者看到真正的《緇衣》原貌，實為可靠的歷史文獻。《緇衣》旁及了很多作品，所引之《詩》涉及《大雅》、《小雅》、《曹風》、《周南》，所引之《書》涉及《尹誥》、《君牙》、《呂刑》、《君陳》、《君奭》、《葉公之顧命》等，這些珍貴的資料對研究《禮記》、《尚書》、《詩》等的成書年代、文字運用，及其真實的思想內容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使研究者對今本文獻及儒學有了更直接的認識。
文法文體的文化價值
《性情論》是壹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起論，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關系，主論“性”、“情”，兼及“道”的概念與特性，提出了彼此間的派生關系說。全文觀點鮮明，結構嚴整。文中所說的“性”是指“人之本性”，人的自然***性，樸素地指出“性可習”，註意到性與習的關系，闡明了人性的可變性，認為人性的變化在於“用心各異，教使然也”，由於出發點的不同，指導思想的不同，接受教育的不同，導致人性的變化不同。《性情論》辯證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恒則固、“待習而後奠”。本文闡述了七種使人性變化的方法，在人的道德修養、禮教、樂教等方面提出了有關理論及概念。“情”來源於“性”，《性情論》提出了人情七愛、五知、三惡等準則。《性情論》明確“道”為人道，人道是以禮為主體，提出人的道德行為是可以用“四術”即《詩》、《書》、《禮》、《樂》引導。《性情論》中的墨釘、墨節、墨鉤等墨標使研究者看到了戰國時代用字、詞、句、章的結構原形，為研究者研究當時的文法、文體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資料。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學科、多領域的重大價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學術意義。戰國楚竹書的簡文字數之巨、跨越領域之廣、所涉書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傳為美談。戰國楚竹書***有簡數1200余枚，計達35000字，在已出土楚簡中占有較大比重。楚竹書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不少經典論點的首見，將對哲學史、思想史、文學史、教育史、音樂史等產生深刻影響。這些戰國楚竹書為楚國遷郢都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先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中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而簡書本身又是書法藝術史上的重要文化遺產，其文化價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數重本的書篇在內，這批楚竹書近百種，其中能和業已流傳的先秦古籍相對照的不到10種，足見發現這批楚竹書的獨特意義及其重大價值。
研究道家學說
戰國楚竹書中的古籍版本無疑見其時間之“早”。竹書《周易》是迄今為止時間最早的壹部。《周易》涉及35卦內容。竹簡中所出現的紅、黑六種標號反映了陰陽轉換、互為因果的易學理論。竹書《恒先》是壹篇難得的道家文獻，整篇完整無缺。這在竹簡發現史上是少見的。篇題為當時人所命名。文章論述了道家虛靜的理論，提出了天地起源問題。道家的這壹宇宙生成論，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簡背有篇題“恒先”兩字。竹書《恒先》的發現和整理，對於道家學說的研究有其重要作用。
研究先秦音樂
楚竹書對於先秦音樂解密亦有特殊意義。馬承源在《戰國竹簡中的詩樂》壹文中論及楚竹書中有關先秦音樂的書——《孔子詩論》、《詩樂》和幾篇未見於《毛詩》的詩篇。馬承源指出：詩本是音樂的組成部分，詩句就是樂曲的詞。楚竹書中的《詩樂》是殘件，所見七枚簡上端正地抄寫各種詩的篇名和演奏詩曲吟唱詩的各種音高。其中有壹個篇名稱《碩人》，同樣的篇名見於《毛詩·衛風》，古代詩有篇名相同而內容不同的情況，因此不能決定簡文中的《碩人》是否與其是同壹篇，但是作為詩篇名是沒有問題的。其余40種篇名有的和《毛詩》其他篇名用詞的格調相似，應都是305篇以外詩的篇名，這是兩千多年來未知的事情。更奇特的是在壹篇或幾篇成組的篇名之前寫有壹個特定的音名，這種音名就是音高。音高名用兩個字組成，壹是“聲”名，即是五聲音階的名，其中發現了宮、商、徵、羽四個“聲”名或“階”名，其次是變化音名，有穆、和、訐”等九個變化音名。其中穆、和之名，已見於曾侯乙編鐘，楚王青銅鐘上也有“穆商”這個名稱，這九個音名是否都和楚國的樂名有關尚待研究，但是可以說是楚國郢都流行詩曲的調名，因為詩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傳入的。竹簡上這些音調名是未見過的重要發現。可知每壹篇詩都有它特定的音高，並不是隨意用任何音調可以自由地吟唱，從這壹點也可以推知《詩經》時代音樂的成熟和曲調的規範。
研究戰國文字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具有文字學意義。有的先秦思想家的佚文拾貝，進壹步提示了戰國文字的通用、假借、書寫、形體等規律，有益於文字發展史的研究。專家學者根據與郭店楚簡的重本以及傳本重本的比勘，可以了解到在戰國時代文字通用、約定俗成的狀況，以及在文字流變過程中文字的通假，這對解讀戰國文獻有直接的幫助。同時，也為研究六國文字、楚國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獻。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提供了與傳本相異、頗具比較價值的文獻材料。《詩經》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詩歌總集。傳世本《詩經》以《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為序。竹書《孔子詩論》中的序列與此恰恰相反，稱為《訟》頌、《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風》漢儒為避劉邦諱，“邦”改為“國”。《詩論·序》中的論次也和傳世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許多詩句用字和傳世本《詩經》不同。竹書《孔子詩論》沒有傳世本《詩經》小序中“刺”諷刺、“美”贊美的內容。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為對戰國竹書的版制的了解和中國圖書史的研究提供了確鑿可靠的實物證據。戰國楚竹書版本的最短尺寸是23.8厘米，最長尺寸是57.2厘米，其中有多種不同尺寸的版本。每簡簡寬約在0.6厘米左右，厚度為0.1厘米至0.14厘米。編繩有兩道，也有三道，壹般長的竹簡多數為三道編繩。編繩質料為絲。由於被埋藏竹簡的軟化以及地層的壓積，壹般留下的編繩都已嵌入了竹肉。竹簡右側都加工出契口，契口呈凹狀，用以固定編繩。每簡契口處都有編繩結，以維系上下左右，方便開卷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