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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詩歌代表作有哪兩個

先秦

古謠諺

秦代以前,遠及上古時代的歌謠、諺語。先秦詩歌除《詩經》、《楚辭》及“逸詩”外,還有些歌謠諺語,它們也反映了古代詩歌的發展過程。

遠在文字出現之先,歌謠就已在人民口頭流傳。由於當時無法記載下來,今天只能從古代文獻中去發掘壹些後人追記的材料。如《彈歌》,是壹首古樸的原始歌謠:“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它以兩個字為壹拍,構成四個短句,記錄了制造彈弓,彈出土丸,追趕飛禽走獸的狩獵生活片斷。相傳為上古伊耆氏時代的《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禮記·郊特性》)這本是蠟祭祝辭,辭句帶點命令口氣,實際上是求八蠟之神消除自然災害,使人們生活得以安定。歌辭句式整齊,文字技巧已相當熟練,不可能出於傳說中的伊耆氏時代,後代追記時大概已加潤色。《尚書·湯誓》則記載了傳說是夏代末年的歌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表現了人們對暴君的仇恨,具有強烈的反抗情緒。《孟子·梁惠王》也有同樣的記載,說是詛咒夏桀的民謠,應當是比較可信的。

傳說為上古時代的歌謠,散見於文獻中的,還有《擊壤歌》、《卿雲歌》、《夏人歌》、《麥秀歌》等。所載之書,雖然比較晚出,但韻語賴口頭流傳,記載之前當已有較長的流傳時間,記載時可能作些修飾,又難免受當時文體的影響,但不能斷定它們就是偽作。如《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見《帝王世紀》)據記載,這是帝堯時代壹個80歲老人所唱的歌。從社會發展史看,原始公社時期,生產力相當低下,不可能有獨立“鑿井”“耕田”這樣的經濟生活,那個時代的人,也不大會有“帝力何有於我”的思想。這些牴牾之跡,或出於後人的改筆,但從基本內容看,應該還是產生較早的。再如《卿雲歌》:“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見《尚書大傳》卷壹)這首短詩,有內容,有辭采,句式整齊,技巧嫻熟,虞舜時代的口頭創作很難達到這樣高的造詣,顯然經過後人潤色,但它的內容,表達了歌頌日月、崇拜自然的樸素感情,保存了古代思想習俗的影子。

古籍中記載的時代稍後壹些的歌謠,如《采薇歌》,據《史記·伯夷列傳》,它產生於以四言詩為主體的《詩經》時代,象這種藝術上比較成熟的自由體歌辭,即使可能產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楚狂接輿歌》(《論語·微子》)、《孺子歌》(《孟子·離婁上》),則已透露出向《楚辭》體過渡的端倪。

與《楚辭》更接近的,是戰國時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悅)君兮君不知”,據《說苑》記載,這首歌是從少數民族語言翻譯過來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越人歌手對鄂君擁楫而歌,歌調婉轉,感情深摯。“山有木兮木有枝”是壹句隱語,“枝”是“知”的葉音,有點象南朝民歌,沈德潛評此詩說:“與‘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壹婉至。”(《古詩源》)

古代往往謠、諺並稱,其實謠和諺意思相近而又有別。謠指不用樂器伴奏的歌唱;諺指諺語,它用簡單通俗的固定語句,說明壹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諺語,今已罕見。記載諺語較多的古書莫過於《左傳》,如:“心茍無瑕,何恤乎無家”(《閔公元年》);“狐裘尨茸,壹國三公,吾誰適從”(《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僖公五年》);“非宅是蔔,唯鄰是蔔”(《昭公三年》)。這些諺語產生的上限,已經很難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內容和表現的形式,都已相當成熟。前兩例亦謠亦諺,後兩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創作。

《論語》、《孟子》、《荀子》、《國語》、《戰國策》、《禮記》等書中記載的古諺語還有很多,產生和寫定的時間更晚,大體上都是句式整齊的格言式的語句,是人們勞動和生活經驗的總結。

逸詩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詩”句,其中有壹些是今本《詩經》305篇以外的,前人稱它們為“逸詩”。

今傳的《詩經》並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等6篇,篇名都見於《儀禮·鄉飲酒禮》和《儀禮·燕禮》,而其辭不存。《毛傳》以為“有其義而亡其辭”,朱熹《詩集傳》認為這6篇皆“有聲而無辭”。多數學者則同意《毛傳》之說,以為本來有辭而亡逸了。還有《商頌》,據《國語·魯語》說,原來有12篇,今《詩經》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時散逸不能定。此外,今傳本《詩經》中還有闕句的情況,如《小雅·沔水》***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僅有6句,朱熹疑脫首2句;《周頌·維清》僅有4句,朱熹疑有脫文;《魯頌·(外門內必)宮》***9章,前5章中,第壹、第二、三、五章每章皆17句,獨第四章為16句,朱熹以為脫1句。姚際恒《詩經通論》反對朱熹之說,以為此詩無闕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詩”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亡”,《臣道》所引“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行》等篇中都有些“詩”句,但不見於今本《詩經》。又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傳·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壹些詩,也都如此。但這些詩是否都是原屬《詩經》所收而後散逸的詩,尚難斷定。其他古籍如《國語》、《論語》等書中還有壹些。這些“逸詩”總數並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遺書》中有《詩經拾遺》1卷,輯錄較為完備。

騷體

騷體是韻文體裁的壹種,得名於屈原的作品《離騷》。由於後人常以“騷”來概括《楚辭》,所以“騷體”亦可稱為“楚辭體”。由於漢代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大人賦》,班固的《幽通賦》,張衡的《思玄賦》等作品與《離騷》體裁相類,所以後者亦被稱之為“騷體賦”。這樣,“騷體”又包括了與《離騷》形式相近的壹些賦。

騷體是屈原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所創造的壹種抒情韻文,以《離騷》為代表,壹般篇幅較長,句式靈活參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語助詞。另外,過去有人總結過,“騷”調以虛字為句腰,腰上壹字與句末壹字平仄相異為諧調,平仄相同為拗調;《九歌》以“兮”字為句腰,句調諧拗亦同。騷體可以稱詩,亦可以指賦。漢以後署名蔡琰的騷體《悲憤詩》後半部分,韓愈的《復誌賦》,柳宗元的《懲咎賦》、《閔生賦》等均可歸入騷體類。

騷體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