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歷史時期
在我國歷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間曾有過封建社會中最後壹次的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稱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過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小國，周邊地區還有契丹、吐蕃、渤海、黨項、南詔、於闐、東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習慣上稱之為“五代十國”。《舊五代史》記載的就是這段歷史。
2.歷史人物
從宋朝藏書家晁公武《郡齋讀書誌》的記載看，《舊五代史》的實際作者有盧多遜、扈蒙、張淡、李昉等諸人。他們是當時的學者名流，在《宋史》裏都有傳。史稱盧多遜少年成名，甚有“篤學”；扈、張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學，有才藻”；李昉更是知識廣博，曾主編過《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大部頭類書。他們大部分又在五代時期生活過壹段，對那段歷史比較了解，因此《舊五代史》材料較為豐富。尤其是保存了許多後來已經散失的當時的詔令公文和當時人寫的“行狀”、墓誌銘等，這都是人物傳紀的第壹手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舊五代史》編成後，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以及後來胡三省撰《通鑒註》”，皆從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壇名家沈括、洪邁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為此書修於北宋太祖開寶六年，此時南方諸國尚存，許多編者對南方史事更為熟悉，因而更多地編進了有關十國的第壹手資料。直到明清之際，史家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時，還有記載說他曾向當時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借過《舊五代史》，這足證在《舊五代史》裏包含著許多南方十國的可貴的資料。 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壹]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於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冊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註，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他除參與史館的日常工作，撰寫史部各書的提要外，用了兩年時間，輯出這部多達150卷的大書，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啟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鑒別輯逸書學術質量的四條標準，即逸文註明出處，所錄務求全備，逸文甄別真偽，還原原書編次，並在分析清代各家輯逸書後，認為以邵輯《舊五代史》為最優。這壹評價，邵晉涵當之無愧。與收入《四庫全書》的多數輯逸書比較，邵輯《舊五代史》壹是取資範圍較寬，二是交待來源，最初奏進本(後由民國初年江西人熊羅宿影印)是逐條註明文獻來源的，只是在正式編入《四庫全書》並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後，將出處都刪去了；三是對《舊五代史》所涉紛繁復雜的史事，援據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筆記、碑碣，作細致的考訂；四是援據宋人關於此書編次的點滴記錄，分為“紀六十壹、誌十二、傳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興書目》)，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保存的原書分卷編次痕跡，盡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四庫全書》中的大多數輯逸書，僅據《永樂大典》所存，采用新的體例，如詩文按體分編，姓書按韻目編錄之類，考訂也較粗疏。就此而言，邵輯本的水平確比其同僚所輯高出很多。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壹，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註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簽。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註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於卷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壹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谷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註文。至於1925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這幾本都保存了文獻出處，諱改部分也未改盡，行世後引起許多學者的關註，清輯本的缺憾，也逐漸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壹，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卷影印後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布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壹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後，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於敏中盡力為之周旋，方得無事。輯本後來壹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等書來說，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範、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冊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采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冊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太平禦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才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壹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壹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壹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壹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壹規定？查《冊府元龜》卷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後壹段講均補苗稅，“有嗣者排改檢括”壹句很難理解，壹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冊府元龜》卷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征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說有力人戶同意者就照此征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舍。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 近代史學大家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設想見於其1936年所作而身後發表的《以冊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 )壹文，認為應先編制四種目錄，然後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註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壹計劃，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於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壹系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冊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設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冊府》輯出，乃以《冊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采用《大典》，而《冊府》只可為輔。”可能是作序而特別強調其重要的壹種說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後因高層幹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系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壹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系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說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說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壹般不再改回”壹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範。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冊府元龜》、《太平禦覽》、《新五代史註》、《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歷》、《類要》、《方輿勝覽》、《錦繡萬花谷》、《職官分紀》、《折獄龜鑒》、《古今姓氏書辯證》、《玉海》、《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壹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只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壹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歷》後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說明，如《通歷》，但只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壹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後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說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誌中序言僅及其半，後世史家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說安徽藏有壹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後又傳說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家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依次用《冊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壹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鑒別的。
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巨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我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壹重大收獲。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二十四史之壹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 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設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統計，***重新輯錄紀、傳、誌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後的壹個新文本，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壹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註本的壹種新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