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匈奴政權具有強烈的軍事性質。軍事活動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僅具有政治意義,
而且也具有經濟意義。匈奴族實行軍民合壹、兵民壹體的軍事制度,社會組織、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相結合、
相統壹。源於匈奴民族所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畜牧經濟,其軍事文化呈現出濃厚的遊牧民族的特點和鮮明
的地域色彩。
關鍵詞:匈奴;軍事文化;遊牧文化
匈奴民族縱橫馳騁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帶數
百年,以武力征服為主要手段控制著周邊的弱小
民族,成為秦漢時期與中原王朝相抗衡的壹支強
大力量。匈奴人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和“逐水草
遷徙”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匈奴的軍事文化具有濃
郁的草原文化的特點。目前,學術界對匈奴歷史
的許多領域都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但對匈奴軍
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據所見
文獻材料作壹初步梳理和探討,以期引起專家學
者對這壹問題的重視和深入探索。
壹、軍政合壹的政治制度
1.匈奴政權的建立和統治的維系無不以強大
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在冒頓單於當政時,匈奴達
到了鼎盛。冒頓單於是壹位出色的政治家和軍事
家,依靠過人的膽識和強悍的軍事武裝成就了北
疆第壹個強大的遊牧帝國。公元前209年,冒頓
殺其父頭曼而自立為單於,而後,憑借強盛的武裝
四處擴張。首先,東破東胡,大肆擄掠其民眾及畜
產,致使東胡四分五裂為烏桓、鮮卑等多部;不久,
向西擊走月氏,開始進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漢相
爭,匈奴又乘機“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
那、服施。”[1]2890不僅如此,匈奴在冒頓單於的果
敢指揮之下,還北上征服了渾庾、屈射、丁零、鬲
昆、薪犁等國。形成了“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
為敵國”[2]3751的局面。之後,匈奴乘勝加強了對
西域諸國的進犯,擊破大月氏,武力征服“樓蘭、
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1]2896使諸引弓之民
成為匈奴壹家。至此,匈奴統治的疆域,東起遼東
平原朝鮮邊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遠至貝加爾
湖、葉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廣大地
區,成為北疆的壹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
草原上所向無敵,主要是因為有強盛的武裝力量
作為支撐,並對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實行武力
管制。由此可見,匈奴政權本身就具有“軍事聯
合性”,[3]113軍事活動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軍事甚至滲透至其政治和經濟生活中。
2.軍政合壹的政治體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規
定中,單於既是最高的政治統治者,又是最高的軍
事首領,軍國之政統於壹身,掌握著軍政、外交等
統治大權。與中原王朝的壹些非開國君王相比,
匈奴單於不止是運籌帷幄和發號施令的政治家,
而是同時具有軍事謀略和戰術技藝,並且往往親
自參加戰鬥的軍事將領。如前所述,冒頓單於便
是壹位具有戰略眼光和軍事韜略的民族首領。他
只身從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鳴鏑訓練士兵
的騎射,最終使部隊令行禁止,唯其馬首是瞻,達
到了奪取單於位的目的。在冒頓單於的率領下,
匈奴軍隊東征西討,征服周邊弱小民族,不斷擴大
自己的疆域。並給剛剛建立不久的西漢政權帶來
了巨大的壓力和威脅。冒頓單於之子老上單於也
是匈奴首領的壹位典型代表。漢文帝時,老上單
於曾親率十四萬大軍進入朝那(今甘肅平涼縣西
北)、蕭關(故址在今寧夏固原縣東南),斬殺北地
都尉孫卬,掠奪大量的人口和畜產,並燒毀回中宮
(故址在今陜西隴縣西北),騎兵直達雍(今陜西
鳳翔縣)、甘泉(宮名,故址在今陜西淳化縣西北
甘泉山)等地,[4]12給漢朝的邊疆統治和社會安定
造成了極大的威脅。這些都體現出匈奴單於的政
治野心和調兵遣將的指揮才能。再如,漢宣帝時
的匈奴五單於爭立,雖然是匈奴統治集團的內訌,
但從另壹個側面也反映出匈奴統治階級的領兵作
戰能力。
3.作為政治主體的官吏,沒有嚴格的文臣武
將之分,多集軍政於壹身。據《史記·匈奴列傳》
記載,匈奴設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
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
員。其中,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
“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
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每萬騎又設置
千長、百長、什長等,各統轄若幹大小部落。各部
中還設有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等官職,他
們權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領部眾的多寡
而定。匈奴實行領主分封制,自單於至各萬騎長
都各有分地。他們不僅要定期參加單於組織的庭
會“議國事”,參與處理整個社會的政務,如較大
的戰爭、單於位的繼承、祭祀、課校人畜、接見使臣
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駐牧地管理境內屬民,裁定轄
區的大小事務,更要統領部隊作戰或跟隨單於出
征。漢文帝時,匈奴右賢王曾領兵進入河南地,侵
犯上郡,遭到漢軍的痛擊,敗走出塞。後來,右賢
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漢武帝時,漢匈關系進入戰
爭狀態,匈奴各王所率軍隊與漢軍交戰的記載更
是不絕於書。如: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
右賢王數次進犯邊境,侵擾朔方。漢政府遂派遣
車騎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余萬人出朔方、右北
平迎擊,擄獲右賢裨王十余人,畜產數千百萬。元
狩二年(前121),漢遣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萬余騎
出隴西擊匈奴,殺折攔王,斬盧胡王,執拿渾邪王
子以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余騎,收繳休
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與匈奴的戰鬥中,匈奴
左賢王將四萬余騎圍困李廣,幸虧張騫率軍如期
而至,匈奴軍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將數萬騎過
居延、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匈奴單桓、酋塗王及相
國、都尉等歸附者二千五百人,俘獲裨小王七十余
人。鷹擊司馬趙破奴斬殺匈奴遬濮王,捕獲稽且
王。校尉高不識捕虜呼於屠王、王子以下十壹人。
元狩四年(前119),大將軍衛青出塞千余裏,與之
接戰的匈奴人也是由單於將軍。驃騎將軍霍去病
出塞二千余裏,與匈奴左賢王交戰,左賢王戰敗逃
亡。[4]23-27從漢軍捕獲的匈奴將領中,可見參戰的
匈奴各王將的廣泛性。
二、兵民壹體的社會結構
匈奴實行的是全民皆兵的軍事體制,“戰爭
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成為民族生活的正常
職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
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功以
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們人人自為“甲騎”,平
時為牧民,放牧打獵;戰時則為士兵,沖鋒陷陣。
在草原分散遊牧的經濟生活下,保護自己的畜產
免受損害,侵奪他人的財物補充己用,成為匈奴人
天然的壹種生存方式。漢朝有些政治家說匈奴
“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盜
竊為務,行詐諸蠻夷。”[1]2923這些說法雖然有些誇
張和汙蔑,但匈奴經常挑起戰爭,侵犯別國,掠奪
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卻是事實。“壯者食肥美,
老者飲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2]3743也是匈奴
人為保存壯年人實力,抵禦外敵,保護部落或部族
的生命財產而自然形成的壹種生活習俗。正如漢
朝降臣中行說所說,匈奴“老弱不能鬥,故以其肥
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
保。”[1]2899由此可見,匈奴的“明以攻戰為
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樣表現明顯。
狩獵業在匈奴人的經濟生活中也居於重要地
位。“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
為食。”[1]2879從小的狩獵生活和不斷訓練提高了
匈奴人的騎射技術、長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
力,為以後的實戰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使他們
能夠很快地適應軍事生活,成為合格的“甲騎”。
因此,匈奴人能夠“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
事。”[1]2900
匈奴騎兵不僅善於放牧遊獵,而且有時還參
與農業生產。《漢書·匈奴傳》記載:地節四年
(前66年),“匈奴怨諸國***擊車師,遣左右大將
各萬余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2]3788同
書《西域傳下》記載: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壹,***侵烏
孫。”[2]3905又載:“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
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
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騎”壹方面要承擔駐
防和作戰任務,另壹方面又要從事生產勞動,這在
壹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後方的供給壓力。
三、其他領域的軍事化傾向
法制體系的軍事化明顯。匈奴的法制體系很
不完善,法制設施也很不健全,沒有專設的制定法
律的機構,更沒有明確嚴密的法律條文,仍以歷史
上形成的習慣法作為對人們有壹定約束力的道德
規範。他們的法制意識很淡薄。軍事與生產、生
活相結合的特性,易於將軍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
為約束人們行為的制約準則和懲戒標準。反之,
軍法與習慣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軍事活動與社會
其他活動的統壹。冒頓單於當政之初,匈奴受到
東胡的不斷挑釁,於是冒頓親自上陣出征,並下令
“國中有後者斬”。[2]3750嚴酷軍令的束壓之下,匈
奴軍隊所向披靡,大破東胡。在攻戰中,匈奴規
定,各兵士“斬首虜賜壹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
之,得人以為奴婢。”並且“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
者家財。”[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戰中爭先恐後,以
求能得到更多的俘獲物。這種規定同時也促使了
家庭奴隸制的發展,各家庭中擁有奴隸進行生產
成為日益普遍的現象。匈奴的這些軍紀、軍法都
是本族內通行的法律準則,有社會法律的效力。
宗教與軍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
祖先,敬鬼神,這種宗教理念也體現在軍事活動
中。單於壹年三龍祠,每次都“祭天神”,“會諸
部、議國事。”[6]2944商定軍政大事,打著神的旗號,
動員、組織部眾。匈奴行軍作戰,常借助自然力
量,崇拜日月。“單於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
月。”“舉事而侯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2]2892他們認為太陽給人們光亮和溫暖,月盈
月虧昭示著戰事成敗。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
吉兇。匈奴人認為鬼神可以禍福於人,人亦可以
通過巫者將信息傳達給鬼神,以巫術影響鬼神,既
可以驅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敵。漢軍出兵討伐匈
奴時,匈奴使胡巫將牛羊埋在漢軍經過的各條陸
路和水路上,加以詛咒。又有“匈奴縛馬前後足,
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縛馬者,詛
軍事也。”[2]3913“祠兵”則是匈奴人早先的壹種習
俗,專為軍隊祈告平安和勝利。《漢書·匈奴傳》
記衛律因嫉恨降將貳師將軍李廣利而串通胡巫,
裝神弄鬼進讒言,稱先單於發怒:“胡故時祠兵,
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貳師以
祠”,結果遭天譴:匈奴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
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還信仰靈魂
不滅,重視人的軀體。認為人死後將如生前壹樣
的生活。因此約定“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
財。”[1]2892在西漢初,冒頓單於大發精銳部隊圍漢
高帝時,擺白、青、赤、黑四色騎於西、東、北、南四
個方向。有人說這是受了華夏五行說的影響。有
的人認為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
別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
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見,匈奴的排兵布陣也是
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的。
四、對匈奴軍事文化的基本認識
從以上對匈奴軍事狀況所作的粗略梳理中,
我們可以形成以下認識。
1.匈奴族的軍事生活與其經濟特點和生存環
境有密切的關系。匈奴人生活在壹望無際的大草
原,放牧和打獵是他們主要的生產項目和日常活
動,牲畜則是他們主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寬廣
的牧場,成群的馬匹,種類多樣的飛禽走獸,為匈
奴人騎馬射箭的生活創造了天然的條件。因此,
他們因地制宜,組建了壹批批的騎兵隊伍,背弓負
箭,以精良的騎射技術馳騁沙場。由於匈奴人逐
水草而四處遷移,流動性特別強,沒有固定的遊牧
地、居住地,更無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們的
軍事作戰也多以遊擊戰為主,沒有明確的攻守陣
地的概念,形勢有利則強勢進攻或肆意進犯,形勢
不利則立刻撤退,四散逃竄。
長期的草原遊牧生活,使匈奴人善於野外作
業,他們的求生能力,適應能力,進攻性以及防禦
和自我保護的能力都特別強。而且戰爭壹般發生
在他們較為熟悉的塞外或邊塞地區。因此,匈奴
軍隊可以保持較長時間的頑強戰鬥力,很少因為
地理條件的改變而出現強烈的不適應或因食物短
缺、疾病瘟疫導致大規模的潰敗。
2.匈奴的政治文化體現出明顯的軍事化痕
跡,軍事攻略不僅是他們慣常的狀態,而且作戰的
隨機性和機動性特別強。匈奴人在日常的遊牧或
射獵過程中,隨時都可能發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
情況。他們對戰爭既沒有事先的充分準備,也沒
有專門的防禦措施,對戰役不做詳細的運籌和謀
劃,對糧草供應,地形地勢,敵我實力,利弊形勢也
不做具體的探察和分析,壹般是不宣而戰,相遇則
戰,以他們的主動侵犯引起的爭戰居多。但如果
針對性和目的性很明確,匈奴也會派兵駐防,如屯
田車師,侵逼烏孫。不過這種情況很少出現。
3.在強大的生存壓力下,匈奴人的軍事活動
又帶有很強的功利性。與從事農業生產的漢人相
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對自然的依賴程度遠遠
高於農耕民族,這意味著他們的生存方式更加脆
弱,他們的文明更缺乏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能
力。[7]水旱、蟲災和惡劣的天氣,都可以導致匈奴
生產的萎縮和人畜的大量傷亡。在基本靠天吃飯
的強大生存壓力的驅使下,如何獲得生活資料維
持生計,保護自己的財物不被侵奪,是他們要關心
的重要問題。我們無法也不能簡單地以中原傳統
的禮義觀去衡量匈奴頻繁侵犯漢境,劫掠物產的
行徑。在匈奴人看來,生存才是第壹要務和最高
原則,所以匈奴士兵可以為得到更多的俘獲物和
俘虜而奮勇殺敵,可以為得到更多“死者家財”而
將戰死的士兵扶回。而且他們出征的主要目的並
不是為攻城略地,而首先是為了掠取財物和人口。
征服其他民族最終也是為取得更多的貢賦和畜
產。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們的生存本能
使然。
4.從武器裝備和戰略戰術方面而言,匈奴民
族也體現出優勢與局限並存的特點。漢朝的壹些
政治家和軍事家對此都有壹些評論。漢文帝時的
晁錯對匈奴軍事的優劣做出了明確的分析,他指
出,匈奴在具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自若、“險
道傾仄,且馳且射”自若和“風雨罷勞,饑渴不困”
三大優勢的同時,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
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鬥,
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
國之長技也。”[2]2281武帝時,禦史大夫韓安國雲:
“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
制。”[2]2398“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風,去
如收電。”[2]2401主父偃也指出:“夫匈奴,獸聚而鳥
散,從之如搏景。”[2]2801昭帝時,《鹽鐵論》中記錄
了大夫和文學的不同看法。大夫說:“匈奴無城
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
……織柳為室,旃廗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
文學則認為:匈奴“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
有其備,人有其用。壹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
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
水草為食廩。”[8]156東漢順帝時,大將軍梁商也對
“戎狄之長短”作了精辟的分析:“良騎野合,交鋒
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
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
狄之所短也。”[6]2961
總之,基於匈奴的自然條件和畜牧經濟,它的
軍事方面表現出了強烈的遊牧民族的特點,而這
些特點是與其生產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同樣,匈
奴的軍事活動又為它生產的發展、生活秩序的穩
定和生命財產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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