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們來探討壹下《中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
《中庸》與《大學》壹樣，也是“四書”中很重要的壹部作品，但自漢以後，《中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就壹直成為人們聚訟紛爭的焦點，迄無定論。歸納起來， 也有以下幾種觀點：
(1)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認為是“子思作《中庸》”。司馬遷認為孔子的孫子子思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作《中庸》是為了保持孔子思想的真實性和延續性，是為了發揚光大孔子的思想。東漢的著名經學家鄭玄也認為，“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作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禮記音義》註引。宋朱熹也認為《中庸》是子思所作：“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頁。朱熹認定《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這種傳統觀點或由於其提出時間早（司馬遷、鄭玄），或由於其學術地位高（二程、朱熹），在中國儒家思想發展史上壹直居主導地位。
(2)除了傳統觀點外，自宋歐陽修始，對《中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提出了質疑，認為傳統的說法無法自圓其說，《中庸》的作者不可能是子思。其說如此，是由於“傳之謬”的緣故。參見《歐陽修文集·問進士策》。因為《中庸》所提倡的“自明誠”、“自誠明”同孔子所經常講的“誌於學”、“必學而後成”有自相矛盾之處，如果子思傳承孔子真義，卻又與《論語》所講的孔子思想不同，這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清學者崔述所持觀點與歐陽修大同小異，他提出了三條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說：“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無高深廣遠之言。《中庸》獨探賾索隱，欲極微妙之致，與孔、孟之言皆不類。其可疑壹也。《論語》之文簡而明，《孟子》之文曲而盡。《論語》者，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正與子思同時，何以《中庸》之文獨繁而晦，上去《論語》絕跡，下猶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見於孟子，其文小異，說者謂子思傳之孟子者……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稱‘孔子曰’，又不當掠之為己語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崔東壁遺書·洙泗考信錄余錄》卷三。世人之所以以為《中庸》是子思的作品，崔述認為是由於“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為書，故托之於子思；或傳之久而誤以為子思也。”歐陽修、崔述都提出了很翔實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庸》不是子思的作品。
(3)還有壹種觀點認為《中庸》部分是子思所作，部分是戰國秦漢之際儒家學者增益而成。持此種觀點者以當代著名學者蔣伯潛、馮友蘭先生為代表。蔣伯潛認為《中庸》大部分為子思作品，後壹部分大約“成於秦始皇統壹六國之後”。 蔣伯潛：《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頁。馮友蘭也認為，“《中庸》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言，所說乃秦統壹中國後之景象；《中庸》又有‘載華嶽而不重’之言，亦似非魯人之語；且所論命、性、誠、明諸點，皆較《孟子》為詳明，似就孟子之學說，加以發揮者。則此篇又似秦漢時孟子壹派的儒者所作。”《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477頁。馮友蘭先生據此認為《中庸》二十章之前似出於子思之手，而後面章節則為秦漢之際學者所發揮添加。
在以上諸觀點中，筆者認為蔣、馮的看法比較符合實際，蔣、馮對歷代學者對《中庸》提出的質疑所做的解釋也較為合理，認為《中庸》前二十章是子思所作，而後壹部分是秦漢之際的儒家學者***同努力的結晶，是由多人最後損益而成。由此來看，《中庸》的成書年代應確定為戰國後期或秦漢之際，大約與《大學》的成書年代相同，最終成書應在漢之時。筆者在此提出三條理由：
從思想的繼承性上來看。《中庸》前二十章多述引孔子之言，主要是解釋“中庸”的內涵及其要旨，並著重講了知、仁、勇三個方面的問題。這些論述在《論語》壹書中也有提及，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裏也有類似的論說：“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第三章。“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第七章。“君子依乎中庸，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中庸》第十壹章。《中庸》之說意同於《論語》中孔子之語，只是更側重於中庸之說的解釋。這是相類似的部分，表明《中庸》作者對孔子思想的繼承關系。在《中庸》的二十章之後，也有部分說法與孔子相同，如“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第十四章。便與《論語》之“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相類似。但《中庸》之後半部分多講“誠”之道，這個範疇是孔子所未涉及到的，作為孔子的繼承者子思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創設這壹概念並加以詳細而嚴密的論證解釋，顯然後壹部分並非子思所作，也不可能是子思或孟子門人在戰國時所添加。《中庸》所闡述的“誠”顯然是在總結道、儒兩家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既有本體論的含義，又有道德修養的含義。道家的天道思想在戰國末期較為流行，儒家思想為了在思維水平上與道家壹爭高低，大量借鑒了道家的壹些概念，並試圖為自己的學說尋找本體論的依據。“誠”這壹概念就是這種借鑒的產物。因此，《中庸》後壹部分出自秦漢學者之手便有了可靠的依據。
從《中庸》的行文方式來看。《中庸》前二十章之對話文體類似《論語》，且多引孔子之語，表明《中庸》前二十章出於子思之手或其門人之手是可能的。而《中庸》後半部分無論從文體上，還是從文風上，都與前二十章相異，是典型的議論文體，而這種文體在戰國末期是十分流行的。由此可以推斷《中庸》後壹部分大約成於戰國末期或秦漢之際。
從政治、經濟制度的層面來看，《中庸》也當成書在秦漢之時。《中庸》有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二十章的部分可能出自子思，後壹部分則可能出自多位儒家學者之手，經壹人最終編定而成。至於說成書時代則經歷了戰國後期或秦漢之際，直至漢初才最終成書，筆者認為這或許是壹種較為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