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在李鴻章死後不久，梁啟超即寫了《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壹名《李鴻章》），這是最早的李鴻章傳記。梁氏是戊戌維新的重要人物，又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創者，於史學理論多有發明。他說：“合肥之負謗於中國甚矣，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為之作冤詞也”。他反復申明，作史必當以公平之心行之，並引用英人格林威爾的話說“畫我須像我（Paint me as I am）”。這是他對自己為李鴻章作傳的要求，就像他晚年所仍然主張的：“史家之道德，應如鑒空衡平，是什麽，照出來就是什麽，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有12章。第壹章《緒論》講評價李鴻章應有的心態，並給予他壹個總的評價。梁氏說，西人有言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對於李鴻章，我不能說他不是英雄，但只不過是時勢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時勢的英雄。第二章《李鴻章之位置》從中國清代以前和清朝的政治傳統的角度，論述李鴻章作為壹個重臣，時代為他創造歷史所提供的空間，認為只有把李鴻章置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給他比較準確的評價。第三章《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說的則是李鴻章的家世，西方殖民勢力的東來，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以及李鴻章與曾國藩的關系。第四章、第五章《兵家之李鴻章》講的是李鴻章在協助曾國藩攻剿太平天國、撚軍過程中的崛起、淮軍的創建以及所立之“軍功”。第六章《洋務時代之李鴻章》評述了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的作用和治績，剖析了李鴻章辦理洋務失敗的原因，特別是對其洋務思想的分析，頗中肯綮。“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系，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與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壹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第七章《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論析了中日甲午之戰的緣起，戰爭過程，失敗的原因。認為李鴻章對甲午戰爭的失敗結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第八、第九兩章是《外交家之李鴻章》，李鴻章的為官生涯，半屬外交。“欲斷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為最大之公案”。他說天津教案使李鴻章獲得聲譽，並不是李鴻章的外交才能使然，而是西方列強相互爭戰，無暇東顧之所成。中日天津條約為以後的甲午戰爭埋下禍根，簽訂馬關條約是李鴻章在戰前和戰爭進行當中所犯錯誤的壹個結果。中俄密約對中國權益的出賣以及引起他國的競相效尤，瓜分中國，李鴻章更是難辭其咎。第十章《投閑時代之李鴻章》寫的是馬關條約簽訂後至八國聯軍侵華的幾年間，李鴻章除三年閑居外，又奉命治理黃河，旋授商務大臣，總督兩廣。第十壹章《李鴻章之末路》寫義和團之後，李鴻章與聯軍訂立辛醜和約，又為中俄滿洲條約所逼，在憂懼中病死。第十二章《結論》則是把李鴻章與古今中外的著名歷史人物進行比較，意在多視角地審視李鴻章。
梁啟超對李鴻章的總評論是：李鴻章是壹個不學無術、謹守範圍的人。所謂“不學無術”，是指他“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壹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他只看到西方富強的表面原因，而沒有近代先進的政治思想，因此他擔當不起挽救中國危機的責任；李鴻章在軍事上建有功績，但他殺的是本國人，在反擊外國侵略方面則未見立業。外交上，只知運用小謀小智，彌縫茍安以待死，外交政策“不能安頓壹朝鮮”，“聯俄而反墮彼謀”。對清朝來說，他是重臣、忠臣，但他“數十年重臣不能輯和國民，使為己用”，且自己“以豪富聞於天下”，在廉潔方面不能與三國時代之諸葛亮相比。與當時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如俾斯麥等相較，無論是在內政、軍事、外交上，李鴻章均不能望其項背，“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壹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後也”。
梁啟超撰寫的《李鴻章傳》，對有關李鴻章的主要的歷史事實的認定，與今天基本是壹致的。許多地方的論斷甚至還十分精辟，如對李鴻章的落後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對甲午戰爭前及戰爭進行期間李鴻章的失誤的分析等；對李鴻章在辦洋務、搞外交的種種失策以及給國家帶來的嚴重損害也是據事直書。即使這樣，梁氏卻沒有完全否定李鴻章，如肯定他開展洋務，說無論成效如何，但“導清國使前進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誰乎？固不得不首屈壹指曰，李鴻章也”。認為在處理外交上，李鴻章在清朝內最有能力和經驗，無人可以代替他。清朝的衰敗，不能由李鴻章壹人負責。梁啟超以龔自珍的“九州生氣恃風雷”的詩句抒發感慨，為李鴻章所作的辯護，明顯地受到客觀主義史學思想的影響，與此前鞭辟入裏的分析多少有些不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