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寫於1937年8月，在當時，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來，又由於中國***產黨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統壹戰線得以形成。但是，由於在長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使得黨內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這種不良影響壹直持續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雖然在長征途中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清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是，對於王明這些人在黨內所造成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影響，不花費壹番大的力氣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為此，毛澤東同誌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這兩篇文章，借以說明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性，並以此來統壹全黨的思想。可以說，這兩篇文章是對建黨16年來中國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哲學概括和總結。我們黨從她成立的第壹天起，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壹般原理不可能對任何國家的革命提供現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別是中國革命，具有極大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因此，不能死板教條式的生吞活剝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語，更不能照抄照搬蘇聯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找出適合中國革命的路子來。
在世界上，不管什麽事物的發展，都存在著矛盾，可以說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也是如此。記得在我們黨剛剛成立的時候，那些在蘇聯留過學，住過洋房，喝過洋牛奶，吃過洋面包的布爾什維克們，不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壹味聽命於***產國際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蘇聯十月革命的某些“經驗”，甚至聘用由***產國際派來的洋顧問李德來指揮紅軍打仗，結果致使中央蘇區的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很大的損失。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不管幹什麽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不能搞形而上學那壹套，因為它是不切合實際的唯心主義的理論。這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壹切事物，壹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的永遠不變的。”從毛澤東同誌的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看什麽事物，我們都要從實際出發，唯物辨證地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觀。再有，任何事物都有著它壹定的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問題就存在於我們用什麽方法來就決矛盾，不管是自然界還是社會的變化，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要只看表面現象，而是要從內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可以說，毛澤東同誌的這段話可真是說到點子上去了，就拿當時的中國社會現狀來說吧，表面上看中國是壹個農業大國，三億多農民的力量可以說是不可忽視，但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裏，而農民只能租種地主的土地，壹年到頭打下的糧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糧是寥寥無幾，根本解決不了壹家人的溫飽問題，可以說在正常情況下都是壹年糠菜半年糧，如果趕上災年就更不用說了，可以說，在遭災的情況下妳糧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麽，那些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老財就要收回妳所租種的土地，甚至逼著妳去賣兒賣女，從而家破人亡。老百姓實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說是官逼民反，這樣的話自然就會產生內部矛盾，而這些矛盾的產生，必然會推動社會進步。不是嗎？在舊中國，由於大官僚、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此時，誕生了代表全中國全體受剝削、受壓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產黨，它的誕生，給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國***產黨也沒有辜負人民的希望，帶領全體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和國。所有這些都充分印證了毛澤東同誌所說的“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可以說，毛澤東同誌所講的這壹席話真是太對了，因為，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只有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才能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再有，毛澤東同誌在本文中還著重指出了“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可以說，這段論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件事來說吧，是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叛變了革命；但是，這和當時黨內所出現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分不開的，如果在當時我們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硬起來，不和國民黨妥協，那麽，我們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敗，更不可能發生國民黨蔣介石屠殺***產黨人的“四．壹二”反革命政變。同樣，在江西中央蘇區，如果我們不迷信蘇聯的某些“經驗”和聽命於***產國際的那些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指示的話，就不可能發生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可以說，遠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產國際的頭頭腦腦沒經過調查研究，擅自發布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所謂“指示”，固然可惡，但是，如果沒有黨內那些對馬列著作的條條框框和***產國際的指示奉若神靈的教條主義者，竊取中央主要領導崗位的話，也就不可能導致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弄得中央紅軍大搬家似的進行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所以說，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句話，說得可真是太對了，由此看來，“壹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個地球世界上從古至今幾千年的發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不是嗎？這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充滿著矛盾，可以說，按照列寧的說法，那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壹切現象和過程都會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難道不是這樣嗎？就拿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吧，封建社會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上是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強多了，但是，由於體制上和意識形態乃至文化方面的壹些因素，使得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這就大大地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致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提高，這就產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和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漸逐漸地就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科學技術有了很大提高，人們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視野也有了很大的開闊，但是，由於大官僚大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工人們是壹天十幾個小時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飽穿不暖，壹個月下來，被資本家七扣八扣掙下來的那點工錢根本就沒法養家糊口，於是，就產生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壹些有誌於社會變革的仁人誌士就會首先站出來，探索改變這種現狀的道路。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整個世界幾千年的發展都是在充滿矛盾的過程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發展，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壹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壹切事物的生命，推動壹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麽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剛才我們談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於世界上壹切事物之中，在我們黨的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從第壹次國***合作時期出現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到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占據中央統治地位，致使第四、五兩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等等吧，可以說我們黨在成長壯大的過程中也是充滿曲折，也是在充滿矛盾和解決矛盾中度過的，不然的話，能有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產黨人壹次又壹次地從危亡中挽救了我們的黨，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沿著正確的航向駛向勝利的彼岸。這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是啊，世界上無論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斷產生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壹切過程中，又貫穿於壹切過程的始終”。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毛澤東同誌的這壹論斷，為我們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指明了方向，這大千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所產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質各不相同，所以，解決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壹刀切”的方法來解決，比如說這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要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來解決；這我們黨內的矛盾，就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在改革開放這壹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先富起來的壹部分人，而絕大部分人才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甚至有壹部分人還處在貧困線上這樣就出現了貧富之間兩極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決這個矛盾，不能靠別的，只能靠發展經濟，只有經濟發展起來了，就業的崗位增加了，人們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決貧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這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矛盾，每當歷史向前邁進了壹步，舊的矛盾解決了，而新的矛盾又產生了，所以我們生活的每壹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過的，而解決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們居民所食用的糧油實行的是定量供應，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糧。特別是象大米白面這樣的細糧，每個月加在壹起也超不過那麽五六斤，可以說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過得是相當的苦，雖然每斤糧的價錢超不過兩三毛錢，價格較低，但是人們卻吃不到更多的細糧，可以說是苦不堪言。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糧食本”，糧油敞開供應，這下子人們的餐桌上可再也見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這樣的粗糧了，可這好了好了，人們卻又開始抱怨上了，抱怨什麽呢？原來呀，是買糧食雖然不用糧食本了，可以敞開量地買，但這價格卻上來了，而且這段時間是這個價，可是過了壹段時間卻又是那個價，弄得人們是人心荒荒，壹個勁兒地抱怨說：這還不如有糧食本哪會兒呢！雖然人們對這件事的認識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確實又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壹個矛盾，這個矛盾就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經濟沒有發展起來，人們只好吃定量供應的糧油，而且每個月根本吃不上幾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這個問題雖然是解決了，但糧油的價格卻又上來了，這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在實現農業現代化，提高糧食產量上下工夫，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糧食，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來，只要這樣，才能解決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趕不上物價上漲的矛盾。這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壹個原則。”
再有，我們在解決問題時，更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片面地看問題，照抄照搬某些條條框框。例如，1949年建國後，我們對城市裏資本家所經營的工廠企業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就和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對資本家的財產實行沒收充公大不壹樣，我黨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毛澤東同誌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條主義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蘇聯在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樣做的話，就得事與願違，達不到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且沒有不出亂子的，這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總之，通過學習《矛盾論》這篇文章，使我更加認識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自始至終存在著矛盾，而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們要做到對癥下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據不同的情況解決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摳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條，要確立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總之，《矛盾論》這篇文章，是我黨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的又壹重大理論成果，它不僅在過去，在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同樣有著它極其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