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精神淵源
“士”的階層很早就出現了，泛指具有壹定才能的民間人才。他們往往出身於貧寒之家或沒落的貴族，靠自己的壹技之長依附於貴族，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
春秋戰國群雄割據，戰亂頻繁。各國有名有錢的諸侯貴族，如春申君、孟嘗君等，都以“養士”為時尚，最多時可達數千人，還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薦”的典故說明，當時的“士”並沒有特別的標準，甚至是自稱有才，也可以說服貴族成為壹個“士族”。
提出“士”的理論標準的是孔子。《論語·子路》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這就是說，只要嚴於律己、忠君愛國的人就能稱為“士”。孔子的這個“士”和“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重疊的。
這種“士”的精神，在實踐上更多的是“武士”。如刺殺秦王嬴政失敗的荊柯，在出發前就立下豪言：“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壹去兮不復還”這種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豪邁氣概和高潔品質被作為壹種精神典範。這和孔子的主張也是壹致的。
形成：制度保障
漢代的董仲舒說服當時的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學說開始成為以後格代上的主流哲學。（註意：儒學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不同）
孔子的學說鼓勵知識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參與政治，來報效君王和國家。漢代的官員選拔制度還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貴族推薦壹些品德高尚的人才進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選拔為官員就很常見。考試不是必須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壹方面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中的許多人情願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這種精神氣質對孔子的“士”是壹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麽因為不願同流合汙而遠離政治，醉心於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隱”。這種精神也可在老莊哲學中找到母體。
雖然隋唐時期就有了科舉制度，但真正稱為選拔政府官員的唯壹途徑還是在宋代以後。宋代程朱理學的發展進壹步強化、發展了儒家思想，占據了哲學的主流地位。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試成了做官的唯壹合法途徑。“學而優則仕”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開始稱為讀書人信奉的格言。反過來說，壹個政府官員，也必須是壹個飽讀儒家詩書經典的文化人。這從政治制度上保證了“士大夫”群體必然是壹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
這樣，哲學精神的傳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這壹階層應該說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發展：進退兩得
絕大多數“士大夫”都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仲淹）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壹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壹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畫”，由於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這進壹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
宋代以後，壹般歷代的大詩人、大畫家、大書法家，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如蘇軾、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樣，沒有太多政治經歷，全憑詩文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幾乎絕跡。這種情況壹直延續到清末。
衰落：科舉消亡
既然士大夫階層和“科舉制度”相伴相生，那麽科舉制度的消亡也就意味著士大夫階層政治制度保障的缺失。
清末（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在內憂外患中已經面臨全面崩潰。科舉制度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也越發顯得落後，成了束縛人才的“瓶頸”。而被迫的開放，卻讓中國的讀書人看到了新的知識和新的獲得知識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壹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這不僅標誌著科舉制度的千年絕唱，更對中國的教育、文化產生了重大改變。“士大夫”從此也成了壹個空有“士大夫情結”，而再也沒有實際地位的歷史名詞了。“士大夫”對知識、文化、藝術的壟斷也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