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的“壹枝獨秀”
追溯中醫的歷史，恐怕要從遠古講起。早在那時，我們的祖先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時候，創造了砭石、骨針療法，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針刺療法等。
此後的幾千年，從《黃帝內經》，到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被譽為中華民族瑰寶的中醫，在順境中發展著，並形成了“壹統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謂“物極必反”，鴉片戰爭後，尤其是20世紀，西醫大規模進入後，隨著國人對西醫的態度由懷疑轉為信服，中醫正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壹次論爭：中醫告負
1912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當時的政府以中西醫“致難兼采”為由，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學校條例中，只提倡專門的西醫學校，而把中醫擋在門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消息壹經傳出，引起了軒然大波。揚州中西醫學研究會創始人袁桂生率先發表言論：“教育部定章，於中醫學校之課程，刪中醫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開了中西醫第壹次論爭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汪大燮再次公開提出廢除中醫中藥。隨後，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規程均棄中醫於教育體系之外。
於是，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會長余伯陶等聯合全國19個省市中醫界和同仁堂、西鶴年堂等藥業人士，組織了“醫藥救亡請願團”，要求將中醫納入醫學系。迫於壓力，政府只得壹面搪塞說廢除中醫的政策不會實施，壹面仍拒絕將中醫列入教育計劃。中醫界的第壹次鬥爭就這樣失敗了。
西醫誤診梁啟超
第壹次中西醫論爭中，梁啟超是站在西醫壹方的。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醫支持者們對西醫發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啟超因尿毒癥入北京協和醫院。經X光透視，醫生診斷為癌。梁啟超的弟弟梁仲策問醫生：“不壹定是癌吧？”醫生答：“不壹定不是癌。”再問：“怎麽治？”再答：“全部割除。”手術後解剖此腎，果然看見其中有壹櫻桃大的黑點，卻非癌癥。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帶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僅是壹件普通醫療事故，重提這樁舊案，意義不大。許多人關註此案，是想將爭執多年的“中醫西醫孰優孰劣”問題，再付表決。所以，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事件壹經傳出，西醫立刻成為眾矢之的。原來，梁啟超入院前，曾請京城“四大名醫”之壹蕭龍友把脈，診斷說“不是急癥”，不就是尿裏有血嗎，“任其流二三十年，亦無所不可”。而在西醫那裏割掉壹個腎，得出的結論也是“無理由之出血癥”。
梁仲策的《病院筆記》中對西醫略有微詞：“中醫之理想，雖不足以服人，然西醫之武斷，亦豈可以服中醫”。而徐誌摩在《我們病了怎麽辦》壹文中也提到：西醫所謂“科學精神”，原來是“拿病人當標本看。妳去看妳的眼，壹個大夫檢查了壹下出去了，再換兩三個大夫來看，究竟誰負責這病，妳得繞大彎兒才找得出來。”
兩篇“聲東擊西”的文章壹經登載，便惹惱了魯迅。7月5日，魯迅發表了《馬上日記》，開篇便將矛頭對準徐誌摩等人：“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壹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麽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當時輿論對西醫的譴責和攻擊，占壓倒優勢。
1929年的“廢除舊醫案”
正所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五四運動”後，中西醫之爭愈演愈烈。在地質學家丁文江的書中就有這樣的對子：爬山、吃肉、罵中醫，年來心不老；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可見，“罵中醫”成了西化知識分子的“飯後運動”。
1929年，民國政府的“廢止舊醫案”，終於引發了中西醫的第二次論爭。這次論爭，直接關系到中醫的存亡。
1929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了第壹屆中央衛生委員會。圍繞“廢止中醫”問題，余雲岫、褚民誼等人先後提出了四項議案，列出了限制中醫開業、不準辦學等方法。考慮到提案過於激進，中央衛生會議權衡再三，最後通過的廢止中醫案——《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實施辦法緩和了許多。規定了廢止中醫的三條原則：“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為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余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
議案壹旦實施，中醫廢止便僅僅是時間問題了。因此，提案剛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醫界的反抗。3月17日，全國281名代表在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組成請願團，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議案。社會輿論也支持中醫界，提出“取締中醫就是致病民於死命”等口號。
主張廢止中醫的余雲岫、胡定安等，紛紛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廢止中醫的言論，回應中醫界的批評。論爭充滿了火藥味，並上升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層面。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不願意因為壹些無關緊要的事件而引起社會較大的動蕩。時任衛生部長薛篤弼，更是急於將這場風波盡快平息。他壹再公開表示並無廢止中醫之意。並向請願代表當面表態：“我當壹天部長，決不容許這個提案獲得實行。”不久，請願團收到國民政府文官處批示：撤銷壹切禁錮中醫法令。第二次論爭以中醫界勝利告終，中醫界也將3月17日定為“中國國醫節”。
建國後的第三次論爭
建國初期，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拉開了中西醫第三次論爭的帷幕。1950年，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余雲岫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中，提出了草案名為“改造舊醫實施步驟”的草案。草案將“廢止”變成“改造”，將中醫“墮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這次會議上，針對解放前醫藥衛生條件落後的狀況，黨中央制定了我國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其壹便是“團結中西醫”。遺憾的是，團結中西醫的政策，在執行初期，被理解為把中醫改造成西醫。政府舉辦的中醫進修學校，進修卻是現代醫學；青年中醫也都被選送到西醫學院再學習。這壹系列原因，使中醫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紀50年代，中央發現“團結中西醫”政策被錯誤執行後，立即開展了壹場自上而下的學習，以糾正各級領導和醫務工作者對中醫的偏見。
然而“文革”期間，由於種種錯誤導向，全國絕大多數老中醫被批鬥、迫害；很多中醫古籍被當成“四舊”送進了造紙廠的化漿池。有人用對聯描述了中醫的處境，上聯：慘，無知，破四舊，萬馬齊喑，文化大革命，老中醫遭摧殘；下聯：悲，有罪，立三股，壹派胡言，中西醫結合，小大夫被毒害；橫批：中醫危矣。
“文革”後，中醫才從浩劫中再次恢復了元氣。直至1982年，頒布的憲法中提出“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這才給予了中醫和西醫同等的地位。
壹個世紀已經過去，中西醫的沖突卻尚未塵埃落定。中醫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於何時？在西醫的夾縫中，中醫又該如何求生？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