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少有才名，擅長寫詩文。
乾隆四年（1739年），24歲參加朝廷科考，試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詩中有“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總裁們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幸得當時大司寇（刑部尚書）尹繼善挺身而出，才免於落榜，得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年），外調做官，曾任沭陽、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推行法制，不避權貴，頗有政績，很得當時總督尹繼善的賞識。
乾隆八至十年(1743年-1745年)，任沭陽知縣。
乾隆十年，袁枚離任沭陽時，百姓夾道送行，攀車餞酒，灑淚話別。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十三歲父親亡故，辭官養母，在江寧（南京）購置隋氏廢園，改名“隨園”，築室定居，世稱隨園先生。好友錢寶意作詩頌贊他：“過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領取十年卿相後，幅巾野服始相應。”袁枚亦作壹副對聯：“不作高官，非無福命祇緣懶；難成仙佛，愛讀詩書又戀花。”自此，袁枚在隨園過了近50年的閑適生活，他在給友人程晉芳的信中說：“我輩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誕，當不受文人之厄。”袁枚晚年遊歷南方諸名山，與詩友交往。
乾隆二十壹年（1756年），袁枚由於為人正直，厭惡官場傾軋，40歲時便辭官不做，定居江寧(今南京市)，住小倉山下，建隨園，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安於閑情逸致的生活中。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歲的袁枚，受沭陽知名人士呂嶧亭的邀請，又來沭陽作客，沭陽各界，壹部分人曾趨前30裏迎接。袁枚面對如此擁戴他的民眾，寫下了情意真摯的《重到沭陽圖記》。袁枚在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說：“視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則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愛民，民愛官，此真不失為壹方父母官的範例。
嘉慶二年（1797年），袁枚去世，享年82歲，葬在城中百步坡。
主要作品
袁枚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16卷及《補遺》10卷、《新齊諧》24卷及《續新齊諧》10卷、《隨園食單》，散文 ，尺牘等30余種。
袁枚收錄了許多鬼怪故事，以簡潔明了的筆法，寫成筆記小說《子不語》，與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齊名。
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峽江寺飛泉亭記》等，駢文如《與蔣苕生書》、《重修於忠肅廟碑》等，傳為名篇。
袁枚《致尤蔭手劄》
江蘇古籍出版社已出版《袁枚全集》***八卷。其中《小倉山房集》中的《黃生借書說》收錄到上教版初二語文第壹學期（第22課）。
《致尤蔭手劄》是寫給好友尤蔭（字貢父）的手劄，內容為謝尤贈畫，並贊其畫，記述朋友間切磋畫藝及朋友間相互激賞、互贈禮物之韻事。
書法靈動清雅，不事雕琢，自然閑適，正合於袁枚“性靈”之主張。雖法度稍欠，然才情橫溢，亦為佳構。
主要成就
袁枚是清代中葉最負盛名、最有影響的詩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執詩壇牛耳近50年。也是壹位頗有賢名的縣令。袁枚為文自成壹家，與紀曉嵐齊名，時稱“南袁北紀”。袁枚還是壹位美食家，寫有著名的《隨園食單》，是系統地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重要著作。
袁枚與趙翼、張問陶（船山）並稱乾嘉性靈派三大家。袁枚生平喜稱人善、獎掖士類，提倡婦女文學，廣收女弟子，為當時詩壇所宗。
袁枚寫詩主張抒寫性情，反對儒家詩教。部分詩篇對漢儒和程朱理學進行了抨擊，並宣稱“六經盡糟粕”。袁枚文學思想還廣涉文論及文學發展、文體作用等各個方面，在當時有進步意義。
袁枚在考據成風的乾嘉時期，在重經學、重學問的詩壇上，以充滿創造精神、洋溢著天才之氣的詩作，獨樹壹幟，非同凡響。袁枚的古體詩長期以來更是受到重視。實際上，古體詩創作集中體現了袁枚詩歌的天才特色，激情澎湃，縱橫恣肆，充滿生命力和創造性，呈現出不同於近體詩創作的美學特征。
袁枚活躍詩壇40余年，有詩4000余首，基本上體現了他所主張的性靈說，有獨特風格和壹定成就。袁詩思想內容的主要特點是抒寫性靈，表現個人生活遭際中的真實感受、情趣和識見，往往不受束縛，時有唐突傳統。在藝術上不擬古，不拘壹格，以熟練的技巧和流暢的語言，表現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藝術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靈巧的藝術風格。其中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兩類：即景抒情的旅遊詩和嘆古諷今的詠史詩。
袁枚把“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學習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的追求。袁枚並不壹概地反對詩歌形式的聲律藻飾、駢麗用典等講究，只要求從屬於表現性靈。
袁枚的性靈說較公安派前進了壹步，全面而完整，被認為是明、清性靈說的主要代表者。
文學主張
袁枚
袁枚為文自成壹家，與紀曉嵐齊名，時稱“南袁北紀”。倡導“性靈說”。主張寫詩要寫出自己的個性認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主張直抒胸臆，寫出個人的“性情遭際”。主張“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學歷作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追求，這樣才能將先天條件和後天努力相結合，創作出佳品，認為“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發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主張文學應該進化，應有時代特色，反對宗唐宗宋。
袁枚譏諷神韻派是“貧賤驕人”，格調派是“木偶演戲”，肌理派是“開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兒搬家”。
袁枚反對沈德潛的“溫柔敦厚”說，認為“孔子論詩可信者，‘興觀群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主張駢文和散文並重，認為駢文與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與奇壹樣不可偏廢，二者同源而異流，它們的關系是雙峰並峙，兩水分流。詩歌清新雋永，流轉自如。寫景詩飄逸玲。其中，和他的詩歌主張與風格相似的詩人還有鄭燮、趙翼、張問陶和黃景仁。
袁枚的文學思想有發展的觀點，對封建正統文學觀點及形式主義思潮有沖擊作用。另外，他強調駢文作為美文學的存在價值，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的詩多敘寫身邊瑣事，多風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會內容，有些詩趨向艷俗，不免淺薄甚至浮華。
袁枚提出“性靈說”，對儒家詩教提出異議。部分詩篇對漢儒和程朱理學發難，並宣稱“《六經》盡糟粕”。
袁枚手鑄銅灑金缽式爐
袁枚主張直抒胸臆，詞貴自然，反對泥古不化，強調自創精神，這在我國文學史上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袁枚論詩主張抒寫性情，繼明公安派之後揭櫫“性靈說”。這種文學論調與當時的吳敬梓、曹雪芹、鄭燮、張問陶等人的進步文學思潮、哲學思潮、史學思潮相互對應著。
袁枚認為詩必須有詩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反對儒家傳統詩論，認為艷詩可作。袁枚的詩論為清代詩壇帶來壹股清新之風，對掃除擬古之作有積極作用。其詩多抒發個人的閑情逸致或嘆古諷今，往往隨性而發，富於情趣與意境，追求明白曉暢、清新靈巧的藝術風格。散文思想穎銳，部分作品直接揭露現實黑暗與官場腐敗。抒情作品則情感真摯，富於感染力，具有清新自然，文筆生動的特點。
袁枚主張寫詩要寫出自己的個性，認為“自三百篇至今日，肌理派是“玲。
袁枚又是乾、嘉時期主要詩論家之壹。繼明代公安派、竟陵派（鐘譚派）而持性靈說。《隨園詩話》及《補遺》、《續詩品》是他詩論的主要著作。《隨園詩話》除闡述性靈說以外，對歷代詩人作品、流派演變及清代詩壇多有評述。《續詩品》則是仿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韻文簡括詩歌創作過程、方法、修養、技巧等具體經驗體會，即所謂創作“苦心”。
與公安派相比較，袁枚的性靈說更有反道學、反傳統的特點，指出詩並非說教的手段，而要抒寫性靈。
袁枚以文學為終身事業，是清代的文學家，性靈派創作理論的提倡者。性靈即性情也。他以為“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又說：“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他認為詩歌是內心的聲音，是性情的真實流露。文章以駢體最為擅長，頗得六朝體格，享文章之盛名數十年。其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討厭矯情，卻極重情義，其友沈鳳司死後，因無後嗣，袁枚每年為他祭墳，三十年未曾間斷，對友人的情義深重，令人感動。
養生美食
袁枚也是壹位美食家，寫有著名的《隨園食單》，是清朝壹部系統地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重要著作。該書出版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全書分須知單、戒單、海鮮單、雜素菜單、點心單、飯粥單……茶酒單等十四個方面。在須知單中他開宗明義地說：“學問之道，先知而後行，飲食亦然，作須知單。”此篇可作為飲食通則，而戒單雲：“為政者興壹利不如除壹弊，能除飲食之弊，則思過半矣，作戒單。”此篇值得壹提的是“茶酒單”壹篇，此篇對於南北名茶均有所評述，此外還記載著不少茶制食品，頗有特色。
其中有壹種“面茶”，即是將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後，再加上芝麻醬、牛乳等佐料，面中散發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經過茶葉熏過的火腿，肉色火紅，肉質鮮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壹個對茶、對飲食有相當研究的人。
壹戒耳餐，即圖虛名也。二戒目食。所謂目食，指貪多。讓客人不以口食，只從垛盤疊碗的熱鬧上感其誠。三戒穿鑿。指為圖新奇，亂出點子。四戒停頓。菜點好吃，全在壹出鍋便“極鋒而試”，稍有停頓，就成了“黴過衣裳”，雖是錦繡綺羅，色澤也晦悶了，“舊氣可憎矣”。五戒落套。袁才子以文喻之：“唐詩最佳，而五言八韻之試帖，名家不選，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詩尚如此，食亦宜然。”當時官場宴客菜單，名號有十六碟、八簋(音guǐ古代盛食物器具，圓口，兩耳)、四點心之稱，有滿漢席之稱，有八小吃之稱，有十大菜之稱，“種種俗名皆惡廚陋習”。
勤政愛民
羅聘繪《袁枚像》
乾隆八至十年，正是所謂“乾隆盛世”，但在沭陽民間，卻是萬戶蕭疏、悍吏橫行的現實。壹個沭陽縣，竟有“饑口三十萬，餓死者不計其數”。
袁枚面對這“路有餓殍、哀鴻四野”的慘狀，拿起蘸著血淚的筆抒發感慨：“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髏髑，骨瘦亦無肉，自恨作父母，不願生耳目。”袁枚以犀利的筆尖，對那些“苛政猛於虎，悍吏虐於蝗”置人民生死於不顧的貪官汙吏，進行無情的撻伐。他要“紓國更紓民，終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開倉賑災，減免賦稅，率民治水，築有名的六塘子堰。采取多種抗災措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較快地取得了成效。
袁枚還嚴厲管束家屬、下屬、衙役，不準擾民害民。在訟獄處理上，據史載，袁枚“為政，終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訟獄立判無稽留”，大案也從速結案，加上治理有方，社會秩序較前穩定。袁枚與耕夫、蠶婦、工匠、商販、書生皆有交往，不但關心農事百業，還躋身市場，“關心米價問江東”，心系民生。在封建時代，由於階級的局限性，袁枚能做到這樣，已是難能可貴的了，百姓皆稱他為“大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