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錢穆先生把《論語》中的這段話解讀為：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贊同命與仁。這種解釋，壹下子把孔子變成了壹個片面的、偏科的“學者”。
我們今天當然沒辦法把孔子他老人家從地下揪出來，討問這段話是不是這個意思。好在老先生後繼有人，特別是他所倡導的儒學精神在後來被日益發揚光大，成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構成部分。幾十年後，繼承了孔子衣缽的孟子比自己的師祖風光和豪邁了不少。
話說這壹天，梁惠王看到孟子趕緊說：“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意思是說：老頭兒，妳不遠千裏而來，也將拿什麽來利於我國吧？
孟子大手壹擺，豪邁的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那意思是說：大王，何必說那低檔次的利，咱聊點兒高級的仁義行不！
把孔孟的兩段話擺在壹起解讀，我們壹定會明白，孟子真的是繼承了孔子的衣缽的，這壹點，如假包換。從“子罕言利”到“王！何必曰利”，這是壹脈相承的。
或許，認真解讀壹下孟子，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孔子。大膽而豪邁的把手壹擺的孟子，忽悠起梁惠王來，當然不能僅僅靠壹把年紀，靠學術上的權威。且看他是怎樣說清楚“何必曰利”的道理的。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意思是說：做君王的盯著“怎樣使我的國家有利”，做大夫的盯著“怎樣使我的家庭有利”，壹般人士和老百姓盯著“怎樣使我自己有利”，結果是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就危險了啊！
這便是孟子“何必曰利”，專註於仁義，多說說“仁”的理由。
關於“命”，孔子講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他是將“命”和“天”連起來講的，在他看來，命源於天，是為“天命”。
司馬遷在《史記》中講：“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意思是說孔子很少把事情的原因歸結為命，是因為天命是很難說清楚的。孔子的弟子子貢曾經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關於禮樂法度的教誨，我們可以聽到；夫子關於人性和天道的學問，我們便很難聽到了。
由此可見，《論語》中的這段話，似乎可以斷句為：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意思是說，孔子他老人家很少談利和命，倒是沒少說到“仁”。有人甚至為了證明這壹定，專門細數了《論語》中這幾個話題出現的頻次。據說“利”出現了六次，“命”出現了七次，“仁”則出現了五十九次。
客觀來講，這樣斷句和解讀，不能說沒有壹點兒道理。這樣來研究《論語》，也不能說沒有壹點可取之處。但總給人壹種偏頗的感覺，畢竟孔子雖說不是全面發展的，但至少也不是偏科的。要知道他老人家是編訂過《易經》的，是對之有過深入研究的。
或許，還有壹種可能，那便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斷句與錢穆先生的觀點無二，意思卻有了變化：孔子他老人家很少將利和命，利和仁擺在壹起來談。
至於不將之擺在壹起談的原因，今天來看，只能說是他老人家的難言之隱了。
把孔子的這個“難言之隱”和子貢的話擺在壹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許隱隱然有些明了了，天下的事兒，尤其是“利與命”、“利與仁”這種復雜聯系，哪裏是能夠向所有人說清楚的，所以，還是幹脆少說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