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載：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欲與大月氏聯合抗擊匈奴。張騫於建元二年行至隴西，經過匈奴控制區域，被俘，十三年後，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歷盡艱辛輾轉回到長安，雖沒有達到出使大月支聯合抗擊匈奴的目的，但其產生的實際影響和所起的歷史作用，無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張騫向漢武帝報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國的布匹和邛竹杖，據大夏人告之購自身毒（今印度），張騫推測在大漢的西南方有壹條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國轉而至大夏。《後漢書》載“天竺國壹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裏” 。在此以前，漢代還完全不知道，在中國的西南方有壹個身毒國的存在。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遣使南下，從蜀往西南行，另辟壹條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亞諸國的路線，以避開通過羌人和匈奴地區的危險，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時此道還不是官道，僅為民間商道。漢武帝意欲通過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以期徹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納了張騫的建議，幾次派人到滇國，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漢使到達滇池區域十多年間，壹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國的道路，受到滇國周圍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漢武帝派出兵力強行開道，大將郭昌於“元封二年（前109年），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迫使滇王“舉國降……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令復率其民 。漢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歷經挫折後，終於獲得成功。從此結束了雲南割據壹方的歷史，納入中央王朝版圖，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緬甸、印度的通道，南方絲綢之路由此進入史冊，就此拉開絲綢之路的文明進程。
中國於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證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方國瑜先生從戰國楚墓出土的“料珠兩件”中推斷，此類物品應是從蜀身毒道由印度傳來，古道最遲於公元前4世紀已開通 。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在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漢使張騫向漢武帝報告時就已推斷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羨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記校註》中也談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紀開始，此道與長安通印度的道路並存，該道是戰國至漢晉時期以雲南為樞紐的中印通道 。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論》記載：公元前4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時期有“產自支那成捆的絲”，而季羨林先生解釋成此為“來自中國成捆的絲”。他在《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中認為：“中國地的絲織品先傳到雲貴地區，後經滇緬通道傳入印度。”
壹條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在形成規模通道以前，民間壹定相應存在了壹些較為方便的交通網絡遍布各鄉村小鎮，尤其當兩端之間存在有必要的交換物資時，路途通道也就應運而生了，發展到壹定程度，網狀的鄉村線路就會演變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會演變成為官道。發端於公元前四世紀的“蜀身毒道”不是沒有可能，隨著考古發現的推進，時間還在前移。
在英國人哈維的《緬甸史》、霍爾的《東南亞史》等著作中記載，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經緬甸的商業通道：“循伊洛瓦底江為壹道；循薩爾溫江為壹道；尚有壹道循親敦江經曼尼坡乘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國絲綢等名產換取緬甸的寶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歐洲的黃金等珍品。 ”說明此時該通道已非常成熟，運輸品種多為奇貨珍寶，交易終端遠達歐洲，為南方發展貿易經濟提供了較為便捷的條件。《三國誌》載：“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永昌是東漢初設置的郡縣，為今日之保山地區壹帶，《華陽國誌·南中誌》載：“永昌郡，古哀牢國。”其邊界與緬甸接壤，時至今日任然是雲南通往外界的門戶，從疆域來看那時整個伊洛瓦底江上遊屬於哀牢國（古哀牢中國接巴蜀，外壤緬甸、印度，是中國與印度經濟文化的連接地帶），即後來的上緬甸部分屬於永昌轄地。“永昌出異物”，說明那時已有來自於緬甸、印度甚至於大秦（古羅馬）的異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經出現。
南方絲綢之路既是民間商道，同時又是使節往來、朝貢貿易、文化交流、宗教傳播的文化通道，還是與中央王朝得以維系上下關系的政治通道。南方絲綢之路經過不斷的發展完善，成為壹條縱貫東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斷延伸，如網狀遍及周圍各地，通過馬幫的運輸，川、滇的絲綢、茶葉得以與西藏的馬匹、藥材，與內地的物資交易。曾經繁榮興盛的南方絲綢之路同樣也遭遇了不可逆轉的挑戰，道路改道，南方絲綢之路逐漸被214、317、318國道、鐵路甚至航線所取代。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後南方絲綢之路逐漸沈寂，只有為數較少的村寨之間還有少量使用。